社會治理當從應急到預警

??? “利用廣州自身的優勢，提前一步設計城市創新社會治理工具平臺。”日前，中國社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顧問、研究員，國務院參事牛文元教授來到廣州暢談新形勢下中國的城市社會治理，并為廣州的社會治理出謀劃策。

治理是對管理的提升　　

記者：十八大以后，中央開始提出社會治理而不是過去的社會管理，兩者之間有何辯證關系？

牛文元：這里面有聯系，也有區別，治理的內涵更豐富。首先，管理是自上而下，但治理希望利用基層自下而上的力量與自上而下的力量相結合。因此，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話也可以看得出來，目前非常注重基層治理能力的培育，兩者結合起來就能在促進社會和諧方面收到更好的成效。

其次，管理一般是自外向內，告訴人們什么“不能”，通過法制等硬性約束來說明哪些事情不能干。而治理是不僅僅依靠硬性的限制，還要通過發動內部的社會自覺性和主觀能動性來使社會更和諧。比如通過修身、家風、傳承、道德、村規鄉約等這些方面來提升內部修養的自覺性。這就要求我們在教育問題上必須扭轉以往只注重成績而不注重核心價值的教育方法，在為人處世問題上堅持“內方外圓”的規則，在社會民生問題上倡導同情心、慈悲心和自助互助的精神等。因此，社會治理強調了上下結合、內外結合、軟硬結合、行政管理與道德提升結合，比社會管理的內涵和外延都更加豐富和深刻，也更符合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

記者：目前影響社會和諧的主要因素有什么？針對這些情況，應該怎樣對癥下藥？

牛文元：社會為什么不和諧? 我們從2004年就開始提出一個系統性理論，叫社會燃燒理論。引發社會事件的元素包括社會燃燒物質、社會助燃劑、社會點火溫度。社會燃燒物質就是人們感知的社會痛苦指數與要求失望指數，比如失業、貧困、社會不公等等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具備了可能引起社會事件發生的燃燒條件。而社會助燃劑則可以由國民心理的平均水平反映出來。點火溫度則是社會事件發生的導火線。這三大元素都達到臨界狀態時，就很容易引發不和諧事件。以往我們忽略了這個理論，但從現在開始看得越來越清楚了，社會治理也就更加心中有數了。要想使社會和諧，三大元素中的每一個都要關注到。過去我們對于社會事件的處理總是在發生之后才啟動應急預案，顯得手忙腳亂，現在我們要通過這一套完整的理論把關口前移，逐漸轉變到預警、預防措施，最好“兵不血刃”地把壞事消除在萌芽之中。

網絡顛覆傳統治理體系

記者：現在廣州乃至全國的網絡信息都異常發達，網絡給社會治理提出了什么新挑戰？

牛文元：網絡社會跟我們傳統社會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正在顛覆傳統社會管理中行之有效的三大方法。其一就是等級管理制度，傳統社會中的等級管理很有效，從中央到地方，一層一層通過信息的篩選、重構和處理，讓管理者的意圖平平穩穩地傳遞到基層。但網絡的出現和普及開始讓傳統社會的等級管理“塌陷”了，世界變“平”了，一分鐘之內幾乎所有人都會得到同樣的信息，所以更需要探索在網絡社會和虛擬社會共存環境下的社會治理方法。

第二，分工變模糊。在以往傳統社會中，分工的專業界限非常清晰，隔行如隔山，人們十分認真傾聽權威的聲音。現在網絡信息非常發達、魚龍混雜，人人是專家，人人都有可能當老師，開始出現了很多不深刻、不理智、不科學、不權威甚至似是而非的言論。

第三，因為網絡社會并非是面對面的交流，信息非常雜亂乃至低俗，難以立即甄別，追責起來相對比較困難。在上述特征下，如何進行既是現實社會又是網絡社會環境下的治理，就成為了社會治理中的重大挑戰。我要強調的是應當對于網絡謠言有足夠的關注，要考慮怎么識別和干預，什么時候干預，這在現代社會治理中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社會事件的影響力和發生頻率，一旦超過了一定臨界，主管部門就必須進行干預。另外，干預的形式也很重要，是公布真相，還是發言人出面澄清，或者由當事者現身說法，這關系到新形勢下提升社會治理的能力，需要根據具體情況來定。通過這些去探索社會治理的新結構、新方式和新體系。

治理要從應急轉向預警

記者：廣州一直以來有一個比較開放的言論氛圍，您對廣州的社會治理有具體建議嗎？

牛文元：面對新形勢，我建議廣州首先要建立城市社會治理的全網監測預警平臺，形成符合自己城市特點的治理工具；其次，利用廣州的超算中心和信息技術實力創立全國首家城市社會運行指數的時間序列大盤，以便形成社會穩定態勢的長期預測預警基礎。第三，通過建立網絡自動監測技術手段“智能機器人”，來組建社會網絡的自動偵搜系統，為識別謠言和有效干預提供支撐。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社會異常事件的早期識別與苗頭治理方案來改變以往反應滯后的被動局面，真正把傳統城市管理從“應急處置”提升到關口前移的“預警治理”，而且要及時把傳統社會治理提升到“現實加虛擬”條件下的城市社會綜合治理。通過上述，廣州十分有條件率先在國內外研制出社會治理平臺的原型機與先導器。

本報記者 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