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式犯罪”不需要廉價的同情

【法律失語、法治不公，正常的維權渠道屢屢受阻，可能成為公眾法治信仰崩塌的鏈條。每個公民都必須遵紀守法，每個遵紀守法的公民都能得到“善報”，信仰法治才有根本的保障。】

近年來，以農民工人群為主的流動人口犯罪現象越來越突出。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近日發布《農民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研究報告》，對該所2012年和2013年辦結的170起農民工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進行統計。報告指出，農民工犯罪很多屬于維權自救性犯罪，當農民工的生存、發展受到威脅或合法權益遭受侵害時，在求告無門、維權無果后，不得已以犯罪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因維權遇阻便產生報復心理，以犯罪手段維護自身權益，可找到不少案例。“自救式犯罪”必須受到法律制裁，再有冤屈，也不能采取過激和違法手段維權；違法犯罪后，也不應曾因維權受阻而獲得豁免。如果迷戀所謂的“私刑”，除了傷害法治秩序和精神，也會引發可怕的效仿效應。

“由于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舉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舉止才能維護法律”，法治時代，每個公民都應該涵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這是對法律的起碼尊重，也是對自己的最好保護。遺憾的是，現實中一些人蔑視法律，甚至故意挑戰法律，他們相信拳頭，或者相信權力，而不相信法律。更可怕的是，有的弱勢群體因維權受阻，“不得已”采取違法手段，往往能夠贏得同情，甚至被美化。

同情有時是蒼白的，也是危險的。以在機場引爆自制炸彈的山東農民工冀中星為例，他曾在廣東打工，因受到不公正對待上訪10多年，他的卑微敘事、悲催經歷確實值得同情，但是，絕不能鼓勵和肯定他制造爆炸事件的“正當性”。尊重法律是最基本的公民責任，不傷及無辜應是人性的基本底線，無論如何，冀中星的行為本身、主觀動機都涉嫌違法，如果對其違法行為表示同情，這種同情不但是廉價的，而且本質上在鼓勵暴力。

當然，還應該剖析自救性犯罪的前提，即維權受阻。有人說，“一個人最大的破產是絕望，最大的資產是希望”，冀中星們正因為維權屢屢受阻，才鋌而走險。如果維權途徑更通暢一些，維權渠道更開闊一些，那些權益受損的農民工得到及時救濟，他們還會以身試法嗎？

農民工維權最常見的大概是討薪。討薪難，從爬塔吊到寄賀卡，從拜河神到裸體游街，一些農民工討薪的方式像是行為藝術，但帶有沉重的自虐與自辱色彩，如果沒有噱頭就無法吸引人們注意。即便有噱頭也未必成功討薪，于是有人就采取違法手段。幾年前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為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資，完成所有程序，農民工維權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花費時間至少11-21天，折合誤工損失550-1050元；國家支付政府工作人員、法官、書記員等人員工資至少是1950-3750元。綜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間。枯燥而真實的數據，往往蘊含著令人悲哀的事實，農民工維權成本畸高，恰恰凸顯了其權利貧困與無奈困境。

遏制“自救性犯罪”必須雙管齊下，除了幫助農民工提高守法意識、培養對法律的信仰，還需要通過強有力的制度安排，破解他們的維權困境。如近年來國家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嚴厲打擊惡意欠薪，包括將惡意欠薪列入刑法懲治范圍。人社部、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聯合下發通知，對不依法移送和辦理欠薪案件的國家工作人員，要追究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應該看到，這些制度安排已經見效，這幾年農民工討薪不再那么艱難，被欠薪現象也大為減少，但農民工遇到的維權困境很廣，而不僅限于被惡意欠薪。

法律應該讓公眾信賴，更要讓公眾有所依靠。正義不僅應當實現，還應該以公眾看得見、能認同的方式實現。每一個公正的法律判例，都能為公眾的法律信仰增加一塊基石；法律失語、法治不公，正常的維權渠道屢屢受阻，就可能成為公眾法治信仰崩塌的鏈條。今天，我們正在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每個公民都必須遵紀守法，每個遵紀守法的公民都能得到“善報”，信仰法治才有根本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