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輝案”見證司法內部糾錯的價值

2014年9月15日，廣東省珠海市中級法院對已服刑近16年的被告人徐輝故意殺人、強奸案再審宣判，宣告徐輝無罪，當場釋放。10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披露了從2006年受理徐輝申訴案，到他被無罪釋放，這7年多的時間里，檢察官們做了哪些調查工作，才能使徐輝案得以翻案。據記者了解，目前徐輝正在申請國家賠償。（10月13日《京華時報》）

一個徐輝案，疑點重重，如證據無法確定被告人作案使用的兇器，磚頭和電線均未找到；如沒有法律、法規、司法解釋明確將警犬鑒別書列為刑事證據種類；再如“經DNA檢驗，嚴某陰道內提取物含有兩個不同個體成份，不排除有徐輝、周××的精斑”的結論也不具備唯一性、排他性……即便如此，徐輝一開始還是被判死緩。徐輝及其家人為了一個正義，等了16年，而最高檢為了幫其伸張正義，也花了7年時間，可見過程之艱難。

透過徐輝案，也容易讓人聯想起其他的冤假錯案。如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南趙作海案、楊波濤案、浙江張高平、張輝叔侄案等。造成這些冤假錯案的原因，其實并不復雜，多是些毫無技術含量的刑訊逼供、屈打成招等。即便是如此拙劣的手法，也制造了不少的冤假錯案，這不僅令人痛心，也是法治社會的恥辱。倘若湖北佘祥林殺妻案、河南趙作海不是被殺害者奇跡歸來，云南杜培武案、浙江張高平、張輝叔侄案不是兇手另有其人，其如今也未必能沉冤得雪。

仔細分析可知，之所以有刑訊逼供的伎倆，或與各地對破案率的畸形迷戀有關。

而除此之外，山西洪洞縣原公安局長李青明案也是一個很典型的冤假錯案。從此前輿論關注焦點不難看出，李青明案不僅與其他冤假錯案一樣，都是當事人“蒙冤入獄”，最終得到清白，更在于李青明公安局長的特殊身份。而讓李入獄的原因，竟然是莫須有的“證據造假”，而這還是制造李青明冤案的唯一理由，由此可見當地當時的司法生態有多糟糕。讓人無限感嘆的是：連公安局長這樣的官員都如此弱勢，普通百姓的弱勢就可想而知了。

不過，與這些案件相比，徐輝案雖然有著相同的軌跡，但也有著與眾不同的一面，那就是徐輝案在平反的過程中，并未有新證據出現，全是對當年原有證據的再分析，這是徐輝案進步的一面。沒有被殺害者奇跡般的歸來，沒有真兇毫無征兆地落網，沒有強有力的新證據的加入，徐輝案也能還原正義，見證了司法機關內部糾錯的價值。證據還是那些證據、資料還是那些資料，但結果卻完全不一樣了，且更加貼近正義，這是讓人感到欣慰的。

這樣的內部糾錯機制，顯然是很重要的。畢竟，完美的制度設置，糾錯機制應該是必不可少的一環。而為了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就必須保持糾錯機制的穩定性，而不能讓其“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不過，略感遺憾的是，即便是最高檢督辦，還原徐輝案的正義還是耗時7年，由此可見，最優的選擇，永遠是將問題防范于未然，即便真的出問題了，糾錯機制也應提高效率，縮短還原正義所要耗損的時間，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確保社會公平。

就徐輝案而言，一個冤案在沒有任何新證據加入的境況下沉冤得雪，見證了社會正氣的增長、司法改革的進步，這是公眾喜聞樂見的。

據悉，即將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聚焦于依法治國，在這樣的現實境況下，無論是關于普通群眾徐輝冤案的探討，還是關于公安局長李青明假案的討論，都是恰逢其時的。畢竟，依法治國已經是中國最強音了，那最大限度地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顯然是正確的方向。

正如徐輝的辯護律師侯衍濤所言，“申訴了16年不僅僅是激情，還有我相信法律的進步，是‘中國的進步‘讓我樂觀，是‘法律的進步’給了我信心。”

我們更希望，在新的法治語境與制度里，每一個人都能對法律充滿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