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領導是理解中國法治的鑰匙

黨的領導是理解中國法治的鑰匙

——四中全會公報系列評論解讀之七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　喻中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公布以后，引起國外媒體的高度關注和積極稱贊，但也有少數西方媒體發出一些噪音，認為在中國法治這個詞不是所謂“西方國家的分權和法律高于政治”，對決定內容進行胡評亂議。

中國的法治當然不同于西方的法治。中國法治異于西方法治的首要特質，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理解中國的法治，就必須著眼于黨的領導。在中國，撇開黨的領導談法治是不得要領的，黨的領導是理解中國法治的鑰匙。

東西方的法治既然都叫法治，必然有其共性。東西方法治的共性就是通過法律的治理。粗線條地看，西方的法治是通過法律的治理，中國的法治也是通過法律的治理。但是，如果要拉近焦距，切近地觀察東西方法治的不同紋理，我們就會看到，中國法治的最本質的特征就是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全面的。一方面，法律的創制過程是在黨的領導下展開的。譬如憲法，既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同時也反映了黨的意志，是黨的意志與人民意志高度融合的結晶。在憲法之下，其他的重要法律無一例外，都是黨的意志與人民意志高度融合的產物。當代中國的任何一部法律，甚至任何一個法律條款，都必須得到黨和人民的一致同意，才可能成為法律。另一方面，法律的運行過程，無論是行政機關的執法還是法院、檢察院的司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展開的。換言之，黨是中國法治的塑造者，在法治過程的任何環節，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這就是中國法治的本質特征。

在中國，法治這個詞天然就包含了黨的領導這個本質特征。西方媒體枉議中國法治，關鍵在于沒有真正理解黨的領導這個本質特征，因而是一種偏頗的評論。西方媒體的這種評論，表明它們并沒有真正理解中國的法治，沒有理解中國法治自身的邏輯。

西方媒體認為，西方的法治是法律高于政治，這也被一些人視為西方法治的一個特征。但是，“法律高于政治”其實是子虛烏有的，是一個虛構的政治神話與理論神話。法律與政治的關系永遠是一個復雜的話題。法律與政治相比哪個更“高”，永遠不可能得出一個可以精確檢測的、數字化的科學結論。西方的法律是政治家、政治集團在運作，是政治家、政治集團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說到底，不過是一件裝扮政治的晚禮服。

中國的法治確實不同于西方的法治，中國法治異于西方法治的特質就在于黨的領導。較之于中國法治的這一特質，西方法治的特質并不在于法律高于政治，而是在于西方所特有的政黨形態、國家形態、意識形態及其衍生物。

相關閱讀：

——四中全會公報系列評論解讀之一

堅持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統一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了整體部署，強調“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四中全會對堅持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辯證關系的重要論述，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戰略意義。詳細>>

——四中全會公報系列評論解讀之二

依憲治國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基石

四中全會公報提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全會公報的這一重要表述，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極強的現實意義。詳細>>

——四中全會公報系列評論解讀之三

黨治國理政新的起點

從四中全會的內容來看，這是一次關于依法治國的重大、重要事項安排。四中全會創造了多個“第一”，比如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對法治的重視前所未有，中央全會對法治重大問題專門作出決定前所未有，等等。內容決定地位，如此重大的內容決定了法治的權威地位，彰顯了中央對法治的高度重視，四中全會把依法治國上升到了治國理政戰略的新高度。詳細>>

——四中全會公報系列評論解讀之四

依法治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保障

近日，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根據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系統地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為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法律基礎，確立了法治與國家治理的辯證邏輯。詳細>>

——四中全會公報系列評論解讀之五

依法執政是法治工作的核心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系統闡述了“依法執政”的豐富內涵，從理論上解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工作重心問題。詳細>>

——四中全會公報系列評論解讀之六

《決定》勾畫出法治政府框架

作為執法的主體，各級政府必須依照憲法、法律和法規的要求全面履行各項職能，包括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等基本職能。政府履行什么職能，都應當有法律依據，就是既不可以不作為，也不可以超越法律規定的范圍干預公民個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活動，按平常的說法，就是既不可以“缺位”，也不可以“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