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中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二、新常態是對我國經濟發展認識的新的“階段論”

正確把握我國事物發展所處的階段，是黨和國家爭取各項事業勝利的重要前提，也是歷史反復證明的重要經驗。例如，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同志在對敵我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旗幟鮮明地駁斥了“中國必亡論”和“中國速勝論”，提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戰爭分為三個階段，最后的勝利必定屬于中國的重大論斷，對統一思想認識，制定抗戰階段性戰略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又如，鄧小平同志曾反復強調“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把握住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事關全局的基本國情，為黨后來制定各項路線、方針、政策找到了根本依據。目前，從大的發展階段看，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但內涵和條件發生了變化。正如持久戰中的三個階段間會發生轉換，在我國經濟發展大階段中的小階段已經變化。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發展當前正在進入一個不同以往的新階段。

新常態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高度概括。正確認識新常態的階段性，關鍵是要理解好“新”和“常”的階段特征。新常態，首先強調的是“新”，突出不同以往。與過去30多年相比，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長動力、需求特征、供給條件、風險狀況、競爭環境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都發生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變化。新的變化和新的條件，決定了做好各項經濟工作需要有新的認識、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因為新，則求變。新常態中的“常”，強調的是當前的新特征要持續一段時間，具有階段性特點，突出這一時期，經濟動力、結構都會加快調整變化。而結構調整的本質是資源要素的重新組合利用，資產重組調整再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是舊平衡被打破和新平衡重建的過程。因此，所謂“常態”，突出的是新時期“變”和“動”的常態化，動力轉換、結構升級、風險釋放都將是新的常態。運動才是事物存在的常態，新常態并非簡單字面上的新的穩定態、新的均衡態。更何況什么是均衡態，什么條件才能實現，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爭議很大。新常態雖在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被系統闡述，但其并非僅僅對中國經濟的年度性判斷，預計將指導和貫穿我國“十三五”，乃至更長期的經濟發展。把握好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新階段，是做好各項經濟工作的基本出發點。

“新常態”與“三期疊加”階段是包含關系而非承啟關系。在分析當前階段特征時，中央在提出三期疊加的判斷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如何理解二者之間的關系，存在一些困惑。部分人將新常態理解為一種相對較長時期的穩定態或均衡態，進而認為三期疊加是經濟發展由舊常態向新常態轉變的過渡狀態。也就是說，當三期疊加結束后，經濟發展才會進入新常態，故而誤將三期疊加階段與新常態階段理解為兩個前后承啟的不同階段。在我看來，二者都是對經濟新階段性特點的描述。三期疊加，更注重從挑戰、負面因素刻畫，速度放緩、結構調整陣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都需要付出代價，突出的更多是風險和挑戰；而新常態，包含的內容更為豐富和全面，并突出了對正面因素的闡述，在強調風險的同時，更強調潛力和機遇。三期疊加本身就是新常態的表現特征，將來三期疊加的某些特征可能調整弱化，新常態可能還會有其他新的趨勢或特征出現。所以，新常態是一個更全面和動態的判斷，是基于三期疊加判斷基礎上更高層次的總結。在時間上，三期疊加時期屬于新常態時期，二者目前并行，新常態未來持續的時間可能更長。

新常態是中國經濟邁向更高水平的必經階段。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經濟增速正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益型，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要素驅動的增長轉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新常態自然有新挑戰，但更要看到其蘊藏著新機遇。改革不會總是歡歡喜喜的，要付出必要的代價，有的人利益會受到損失，但大多數人會因改革而受益。經濟結構調整難免陣痛，難免會有企業被淘汰，會有職工失去工作崗位，但調整成功了就會提升資產質量，提升產業結構，并創造出新的工作崗位和更大的價值。一些傳統產業需求雖然飽和了，面臨轉產調整，但一些新興技術、新的業態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現，供給創造需求的空間無限巨大。國際上對我們的出口需求增長雖放緩了，但我們利用裝備能力、產業配套能力和資金輸出等優勢，在新一輪國際分工中，迎來了向產業鏈中高端邁進的歷史機遇，我國產業、品牌、資金和人才走出去潛力無限。保護環境、治理污染表面看會增加成本，但滿足人民越來越迫切的生態產品需求，走低碳、綠色發展道路，環保技術、新能源等領域則會帶來新的增長動力。必須看到，新常態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必經階段，是成長的“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