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奇葩證明” 從根子上治理問題

近兩年來，為已經畢業的學生開具入學、就讀、畢業等證明，已經成為貴陽中醫學院學籍科老師謝譞的“家常便飯”。謝譞稱，畢業證、學位證本身足夠能證明學生的學籍信息，呼吁用人單位盡量不要求畢業生回來開這類證明。（11月21日《北京青年報》）

近年來，許多單位都在核查和規范檔案。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發現檔案缺失入學材料，會讓畢業生回學校開具相應的證明，看似正常。但在此過程中，畢業生手里已有畢業證和學位證，能夠證明其入學時間、畢業時間、就讀專業等情況，用人單位依舊要求他們回校開具紙質證明。筆者認為，這樣的“規矩”無理且荒唐，屬于“奇葩證明”。“奇葩證明”導致的后果是，學生來回辦證明，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無形中打亂了老師的正常工作。

客觀上講，出現“奇葩證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一些工作單位在服務中習慣走程序、循規定，受限于“只圖自己方便、不顧民眾感受”的懶政思維；另一方面則在于，出具證明在一定意義上屬于管理責任的劃分，雖然繁瑣無比，但在出現問題時容易撇清責任。

事實上，2001年后學信網已經能查到畢業生學籍信息了，并可以直接打印相關報告。換句話說，如果是為了證明職工的入學時間、畢業時間、就讀專業等情況，用人單位可以自行到學信網上查詢，沒有必要讓新職工來回折騰。

因此，抵制類似的“奇葩證明”呼吁拒絕還不夠，要從根子上治理懶政思維，提升相關部門社會管理服務能力，避免“庸懶散”、不擔當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