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說說魯迅的氣度。

萌生這個念頭，是因為讀到不少“氣度”文章，有說梁實秋氣度的，有說胡適之氣度的，有說葉公超氣度的，大致都與魯迅有關。例如，1934年，梁實秋在《現代文學論》中論及“散文的藝術”時，將魯迅列為“新文學運動以來，比較能寫優美的散文的”五人之一，這是體現梁實秋氣度的；例如，胡適曾在魯迅去世之后秉公執言：“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這是體現胡適之氣度的；又如，葉公超曾寫長文對魯迅的文學成就予以肯定，認為“五四之后，國內最受歡迎的作者無疑的是魯迅”，連胡適也忍不住對葉公超說：“魯迅生前吐痰都不會吐在你頭上，你為什么寫那樣長的文章捧他”，這是體現葉公超氣度的。

他們都很有氣度，那么，魯迅呢，他的氣度？

我想起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的一段話：“《現代評論》比起日報的副刊來，比較的著重于文藝，但那些作者，也還是新潮社和創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華的小說，卻發祥于這一種期刊的，她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很謹慎的，適可而止的描寫了舊家庭中的婉順的女性。即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為了偶受著文酒之風的吹拂，終于也回復了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汪靜之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我以為這段話能夠體現魯迅的氣度，具有窺一斑而知全豹的價值。

凌叔華的小說大致都發表于《現代評論》。那個時候，陳西瀅與凌叔華正在熱戀之中。有文章批評凌叔華有抄襲行為。陳西瀅懷疑是魯迅之所為，弄出一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人鹽谷溫的學術公案。陳氏說：“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盡量的把人家刻薄。”此處說的“可憐的學生”就是凌叔華。

魯迅為他選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作序，已在1935年3月。其時，凌叔華早已是陳西瀅的太太，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也有了中譯本，因陳西瀅以及凌叔華的原因而背了近十年黑鍋的“抄襲案”已經水落石出。然而，魯迅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不忘收入凌叔華的作品，并在序言中肯定凌叔華小說的“好”處，也給發表凌叔華小說的《現代評論》予以客觀評述，絕無他與“現代評論”派論戰時那種尖銳與凌厲。

我于是想起《論語·憲問》中的一段話。有人問孔夫子：“用恩德來報答怨恨怎么樣？”孔夫子說：“那么，又用什么來報答恩德呢？只能用正直來報答怨恨，用恩德來報答恩德。”我想，從所謂“抄襲案”看魯迅的氣度，似乎用得上這段話。

魯迅沒有“以德報怨”。他曾說過：“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里，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了我的私仇。”他并沒有忘了這被誣陷的“私仇”，被人打了左面頰而反將右面頰也湊上去不是魯迅的作派。但這“私仇”的“報”法，只是洗刷了自己的冤屈。

魯迅沒有以怨報怨，就像陳西瀅在這一事件中所做的那樣，因為懷疑魯迅寫文章說他的戀人“抄襲”而捕風捉影地誣陷魯迅抄襲，也沒有借著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的權力，輕而易居地公報私仇——這其實很簡單，他只要對《現代評論》發表的小說，尤其是凌叔華的小說視而不見就足夠了。

然而，魯迅沒有這樣做，他是憑自己的良知來選編小說并予以公正評述的，就像孔夫子所說的那樣“以直報怨”。

這就是魯迅的氣度。(宋志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