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夾漈山尋找鄭樵當年冥思苦讀的足跡，散落在草堂之外的洗硯池、占星臺、曬書石，常常令我低回不已。比起經過改造的“草堂”，這些未經雕琢、帶著野韻的遺跡，似乎更具歷史的“現場感”。今天的人們或許不會想到，正是在這與世隔絕的僻靜之處，鄭樵為自己開拓了一片多么廣闊而熱鬧的心靈天地。他的研究領域，除了史事史實，還涉及文字、音韻、目錄、天文、地理、自然諸科。他不但在各種各樣的書本里與“古人”對語，還常常走出草堂，日察風云，夜觀星象，“與田夫野老往來，與野鶴曉猿雜處，無論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性情”，并將所感所悟，融入書中。情之所至，也不時吟詩作賦，一吐塊壘。用心去體味鄭樵當年的生活，我發現寂寞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環境的，一種是心靈的。有的人整天處于熱鬧之中，心是寂寞的；有的人整天處于寂寞中，心卻是熱鬧的。正是為了心中的那份熱鬧，鄭樵選擇了夾漈山上的寂寞。

海撥只有600多米的夾漈山，是我心中的一座巨山。因為正是這座山，向世人托舉起一部讓紀昀、魯迅、顧頡剛等文史大師們激賞的史學巨著。鄭樵的《通志》之所以與杜佑的《通典》、馬臨端的《文獻通考》一道被后人奉為“史學三通”，后來還被英國史學大家李約瑟列為撰寫《中國科學技術史》的重要參考書，誰能說與夾漈山的創作環境沒有關系？這里的寧靜使思維清晰，這里的幽婉使史筆深邃，這里的挺秀使立論高遠，這里的清新使識見不俗。而夾漈山所昭示的那種甘于寂寞、堅守學問的精神，在今天不是彌顯珍貴么？(壺山野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