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話，往往成為預言，既不因為他有先見之明，也不因為他能事事親歷，只是得益于他能善假于物，及時吸取人類文明成果，而使自己見多識廣，登高望遠。比如說，他自己并沒有去沙漠考察，他關于環境問題的上述預言，便是以收錄于《進化與退化》一書的匈牙利英吉蘭兌爾所著之《沙漠的起源，長大，及其侵入華北》一文為依據的。當然，其中自有他的鑒別、分析與判斷，他能通古今，知中外，在多維空間中看出文中所述之事所占的位置，掂出其分量，并由此“以見中國人將來的運命”。

環境問題在當時沒有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乃是因為魯迅在那篇《小引》中也曾說到的社會政治方面的原因，并非僅僅是“種樹與治水”那樣的簡單。例如，當時也有樹木保護法，然而，他以見之于“史沫得列女士”筆下的《中國鄉村生活斷片》中的實例為據，指出“這樣的樹木保護法，結果是增加剝樹皮，掘草根的人民，反而促進沙漠的出現”。所以，魯迅所說的“這事”，未能為當時和后來的“青年所記憶”，魯迅所說“這書所得的酬報”也未能有“非常之大”。

環境問題在以后依然沒有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恐怕就與一味地“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有關了，尤其是人口的膨脹，導致人們對于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包括過量的砍伐森林與過度的開墾土地，而這，其實是魯迅在那篇小引中已經警告過國人的。

魯迅的預言，有關人與人的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這一條卻是有關人與自然的，它始終沒有引起人們的應有的關注，正是時代的折影。盡管如今的“一滴水”尚未與“血液等價”，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卻已夠為慘重。(宋志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