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贊成“黨同伐異”之說。無論是范文瀾之“笑話”顧頡剛，還是魯迅之“笑話”范文瀾，都不能以“黨風伐異”去解釋。顧頡剛原是范文瀾在北大時的同班同學，一度因病輟學，畢業晚了兩年。他們兩人畢業后仍有學術交往。范文瀾之“笑話”其實也是學術交往的一種形式，并不是什么“討伐”，顧頡剛也沒有因為這個“笑話”而與范文瀾交惡，更不像持“黨同伐異”之說的學者說的那樣，直到1929年顧頡剛之父六十壽誕時才得以“和解”。1925年，顧氏在北京組織成立樸社，便曾邀請范文瀾參加，范文瀾的名著《經學概論》和《水經注寫景文鈔》等，也都是由樸社出版的，而在1929年之后，范文瀾與顧頡剛之間也曾有學術交往或交鋒，如今收錄于《范文瀾全集》的第一篇則是初刊于1931年《史學年報》的《與頡頡剛論五行說的起源》。[7]至于魯迅對范文瀾的“笑話”，似更不能冠之以“黨同伐異”，對于他的這位同鄉后學的“好古”傾向，他確實只是在“笑話”之中指出他的自相矛盾之處，給予善意的批評。如果不帶有任何偏見，怎么能從這篇短文中看出“人身攻擊立場甚至于政治斗爭立場”呢？至于這篇短文“沒有及時被收入當時出版的《熱風》和《華蓋集》中，而是在魯迅去世后才被收入《集外集拾遺補編》”，恐怕也不是因為“魯迅與范文瀾的和解”，被魯迅批評過的人很多，其中不乏一直關系不錯，或者曾有過隙而以后和解的，前者例如鄭振鐸，后者例如馮乃超，如果連這都要顧忌，他還能編集子嗎？(宋志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