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弱勢群體的特殊利益

婦女權利即人權！這句口號誕生于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筆者理解它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婦女的權利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考察一個國家人權保障狀況如何，婦女的權利是一個重要參照。

婦女的權利不僅包括實體性權利，而且還包括程序性權利。在現實中，婦女問題之所以凸顯出來，往往因程序權利保障不夠，例如，有些家庭暴力的受害婦女報警后，警方處置不力，沒有及時啟動行政、刑事追究程序，導致違法犯罪活動步步升級，受害人孤立無援，或死或殘；有的婦女報案后，雖然司法機關啟動了訴訟程序，但將取證的責任推卸到被害婦女身上，如果被害人提交不出證明違法犯罪行為發生的證據，便要承擔敗訴的結果，一些性侵犯案件勝訴難皆源于此；不少婦女因缺乏有效的安全保護，受害后連報警的勇氣都沒有；還有些婦女因法律對被害人上訴權的限制，面對不公正的判決無計可施。

現實告訴我們，立法機關在制定和修改法律時，需要考慮包括婦女在內的弱勢群體的特殊利益，滿足他們在訴訟中的迫切需要，尊重和保障婦女訴訟權利的實現，這是正義實現的重要前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國家刑事訴訟法中的某些條款或許可以給我們以啟發：《美國聯邦證據規則》第412條關于性犯罪案件規定：不管法律有何其他規定，在被指控有美國法典第18編第109A章所規定罪行的刑事案件中，關于所謂被害人過去性行為方面的名聲或評價的證據，一律不予采納；《法國刑事訴訟法》第3條，凡應予起訴的犯罪行為所導致的全部損失，包括物質上的，身體上的或精神上的在內，都可提起民事訴訟；《日本刑事訴訟法》第131條，檢查身體，應當考慮受檢查人的性別、健康狀況及其他情況，并特別注意檢查的方法，以避免損害受檢查人的名譽；《俄羅斯刑事訴訟法》第172條，人身搜查必須由與被搜查人性別相同的人實行，并有相同性別的見證人在場。第325條，受審人、他的辯護人和法定代理人，以及被害人和他的代理人，都有權對于法院的刑事判決依上訴程序提起上訴。

上述條款對婦女而言，都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或者可以令女性被害人減輕或者解除精神痛苦；或者可以保護被害人不因以往生活中的經歷而在案件中損害名譽和降低可信性；或者可以在接受檢查或者搜查時有一個較為放松的心理狀態，能感受到司法的尊重；或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對未生效的判決提出上訴。這些條款在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法中，要么沒有，要么簡單到讓訴訟參與人感受不到尊重。

《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是我國未來十年婦女事業發展的綱領性文件，也是對占人口一半的婦女所作出的國家承諾。綱要指出：要完善和落實促進男女平等的法規政策，更加注重社會公平，構建文明先進的性別文化，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縮小男女社會地位差距，促進兩性和諧發展；要針對婦女權益保障中的突出問題，推動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保障婦女在政治、文化教育、人身、財產、勞動、社會保障、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權利，使得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更加完善，婦女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護。

國家對婦女事業發展的未來規劃，需要在各個部門法律的修改完善中明確地體現出來。因此，如何增加和細化婦女的訴訟權利并確保其實現，應當成為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中立法機關關注和研究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