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在閩西居住的人口大部分是從中原遷居而來的客家人。千百年來，閩西婦女同繁衍生息在這塊土地上的先民一起共同為閩西的開發和發展作出重大的貢獻。

但是，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閩西廣大婦女，同各地的婦女一樣，不可避免地遭受著同樣的悲慘命運，即封建主義的四種權力的束縛。到了近代，她們又飽嘗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長期掙扎在社會的最底層。特別是由于閩西地處偏僻的山區，風氣閉塞，政治、經濟、文化落后，致使到20世紀20年代初，閩西婦女還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她們在政治上沒有地位，經濟上不能獨立，文化上愚昧落后，家務生活上不如牛馬。面對這樣的境遇，閩西婦女只能發出哀嘆。

由此可見，閩西婦女謀求自由與解放運動的發生就是勢所必然的事了。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的：“要把婦女確立為歷史的主體，必須把她們置于特定的時空中去認識，基于她們所處的環境來解釋產生這些行動的可能性。”

《巖聲》創刊后，針對當時一些受到新思潮影響的青年男女不滿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辦婚姻，企圖打破“孝子不逆親命”的桎梏，向父母提出離婚要求的問題，展開了一場關于“離婚問題”的討論。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鄧子恢的《離婚問題》，望明的《我對于離婚的主張》，這些文章都把青年提出離婚的現象當作一個重要社會問題提出來，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方面，他們認為造成社會上離婚“恐慌”的原因都是“惡社會最后的結果”，因此，號召他們與舊的傳統作徹底的決裂，呼吁青年們以革命的精神，大膽提出離婚要求，向舊社會開戰，爭取自身的解放。但另一方面，他們對舊中國的婦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們贊成兩性同意離婚和“女性中心的離婚”（即婦女受男人的虐待，而向男人要求離婚），不贊同“男性中心離婚”（即因為沒有愛情的緣故，男人向女人要求離婚）。主張對這不滿意的婚姻，“與其做消極的離婚，不如積極的改造”。如果還有恢復愛情的機會便不要離，即便離了婚也要為她們“謀善后的方法”。

與此同時，《到民間去》第1期也刊登了曾吾寫的一篇《警告一般鬧離婚者》，主張離婚要有條件，即使是“父母所主的婚姻，也應該負有改造的責任，去指導她，使達于圓滿地位，這本是現在青年應有的精神”。以上這些觀點對閩西青年沖破舊禮教，同時喚起青年社會責任心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節選自張雪英著《閩西婦女運動史》，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