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舉行了一次規格較高、規模較大的“強化法律監督推進會”。上海市檢察院有關負責人在會上透露，上海檢察機關今年以來已立案偵查涉嫌貪污賄賂犯罪案件277件313人，其中大案259件、要案48件；立案偵查國家工作人員瀆職侵權犯罪案件25件29人，其中重特大案件15件(12月1日《檢察日報》)。

看了這樣一組統計數據，筆者為上海檢察系統運用法律賦予的特定偵查、批捕、起訴手段積極查處職務犯罪尤其是大要案所取得的成果感到欣喜。根據我國現行法律的規定，國家工作人員貪污受賄的財產金額在5千元以上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所謂“大案”，通常是指犯罪金額在5萬元以上的案件；所謂“要案”，則是指犯罪人員的行政級別屬于副處級以上的官員。大案和要案，多年以來一直被列為檢察機關反腐敗工作的重心，查處數量的多寡，常常還被列為考核的一個項目。因此，各級檢察院都花了不少的心思，研究如何突出工作重心，在破獲、證明和起訴大案要案上有所“突破”，走上“新臺階”。

說實話，現如今，查處貪腐案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腐敗官員的“法律意識”和“抗審能力”已經明顯提高，檢方取證的難度日益加大。特別是涉案人員是領導干部(包括領導干部是案件證人)的案件，偵查機關的調查取證都會遇到種種困難甚至障礙。因此，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上海檢察機關能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立案偵查259件大案和48件要案，實屬不易。

不過，話又說回來，重點查處貪污賄賂的“大案”、“要案”，并不等于在反腐敗問題上搞“抓大放小”，更不應該是基于好大喜功等功利主義思想下的“放水養魚”或者“以紀代刑”。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是貪腐犯罪案件的唯一法定偵查和指控機構，它自己首先必須嚴格依法執法，也同樣必須受到公眾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