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景　據4月8日《新消息報》報道，一新生男嬰因多臟器衰竭緊急轉入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婦幼保健院救治，嬰兒父親救子心切給主治醫生三送紅包過萬元，但均被拒收。4月7日，記者走訪銀川市多家醫院了解到，各家醫院均存在醫生拒收紅包的情況，部分醫院為應對患者家屬的紅包“攻勢”，設立了“拒收紅包獎”，鼓勵醫生拒收紅包。

醫生收紅包，是醫療行業的“潛規則”。個別患者特別是需要動手術的重癥患者，為了讓醫生能認真負責地做好手術，往往會選擇給醫生送紅包，不然心里不踏實。而有的醫生對紅包來者不拒，甚至索要紅包。針對愈演愈烈的“紅包風”，銀川市部分醫院設立了“拒收紅包獎”。這一做法能否有效遏制住醫療行業的不正之風?4月12日，記者采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研究所副所長杜治洲副教授。

記者:除了銀川的醫院設立“拒收紅包獎”外，早在2008年濟南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兩名醫生就因拒收紅包而得到當地衛生局的獎勵，湖北省宜昌市中心醫院在去年也設立了“拒收紅包獎”。從廉政文化建設的角度，你如何評價這一做法?

杜治洲:醫院鼓勵醫生拒收紅包是廉政文化進醫院的一個具體表現，其意圖也是好的，是為了規范醫生的行醫行為，改善醫患關系，樹立醫療機構及從業人員的良好形象。一般地說，為了達到一個目標，我們可以采用兩種制度安排:一是激勵性的制度安排;二是約束性的制度安排。很顯然，設立“拒收紅包獎”是激勵性的制度安排。激勵性的制度安排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執行力，但是必須有兩個前提:找準激勵點、激勵足夠大。從各個醫院對拒收紅包行為給予的獎金數量來看，激勵力度明顯不夠。問題更大的是，此種獎勵制度沒有針對醫生規范行醫的激勵點，即醫生最懼怕的和最看重的。從表面上看，獎勵與醫生拒收紅包之間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但仔細分析，這種激勵方式不可能根除醫生收紅包的動機。

記者:醫生收不收紅包取決于什么?設立“拒收紅包獎”對提高醫務工作者的醫德醫風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杜治洲:不收紅包本是醫務工作者的應有之態，現在卻受到獎勵，這充分說明治理紅包問題的難度之大，許多現有的制度和規定已力不從心，醫生收紅包很難被發現和查處。醫生也是“經濟人”，也會進行成本收益分析。醫生在面對紅包時，必定會對收與不收進行利弊得失的比較和權衡。當收紅包幾乎不可能受到查處也就是收紅包的成本幾乎為零時，醫生收紅包的收益很直接——就是紅包的現金數量，此時，醫生當然會收紅包。而要使醫生拒收紅包，要么提高收紅包的成本，減少收紅包的收益，使收紅包得不償失，要么減少拒收紅包成本，大大提高拒收紅包的收益。設立“拒收紅包獎”就屬于后一種思路。應該說，它對于提高醫務工作者的醫德醫風有一定作用，但由于沒有與醫生所看重的工資收入和職稱或職務晉升掛鉤，因此，獎勵的效果非常有限。所以，它最多只能產生認識上的作用，不太可能對醫生收紅包的行為產生較強的抑制作用。有些醫生甚至會將“分量”不足的紅包上交領取獎金、獲得榮譽，而笑納大紅包，落得名利雙收。

記者:各地為治理醫療領域的“紅包風”想過不少點子，采取過不少措施，但收效不大。你對根治這種頑疾有何建議?

杜治洲:從微觀層面來看，必須建立更有效的約束性制度和激勵性制度。建立約束性制度如嚴厲的問責制，并設立“患者舉報醫生收紅包獎”，鼓勵患者在手術或治療后舉報醫生收紅包的行為，如有醫生以身試法堅決依法查處，使其失去行醫資格，從而使醫生不敢收紅包。建立激勵性制度如改革醫療機構收入分配制度，使醫生的醫德與其收入、晉升等重要事項掛鉤，使其不必收紅包。

從宏觀層面來看，必須做兩個方面的努力。一是進行醫療體制改革，緩解醫療資源稀缺和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二是加強整個社會的廉潔教育，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一旦醫療資源不能滿足人們需求的狀況徹底改觀了，廉潔、誠信的社會風氣形成了，醫療領域收紅包的現象必定會大幅減少，直至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