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說：“我們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中國夢，從未有過如此清晰。

3日，兩會啟幕。人們關心兩會，關心國家的發展、民族的復興，更關心的是兩會如何推進我們小小夢想的實現。

或許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完整或者準確地表述何為“中國夢”，但是如果問“你的夢想是什么”，大家或多或少都能說出來一些。比如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比如健健康康不生病，比如有一份好工作，又或者全家生活幸福，老有所依、老有所樂……正是這樣的一個個小小的夢想成就了一個大大的中國夢。

人民網、光明網等各自關于兩會民眾最關心的事情的調查顯示，社會保障、食品安全等民生問題位居前列。在人民網的調查中，“社會保障”更是連續4年獲該網兩會調查公眾關心榜榜首。

在3日下午的政協工作報告中，賈慶林說，人民政協來自人民，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要增強政協事業靠人民的意識，經常深入到群眾中了解真實情況，從群眾中汲取智慧營養，通過深入基層、深入群眾不斷提高議政建言的質量。代表委員們的夢想，正是反映著更多民眾的夢想。他們建言獻策，他們追逐夢想，推動著中國夢的更早實現。

在走向人民大會堂的廣場和臺階上，不少委員被記者追問，“你的中國夢是什么？”委員們的回答都跟百姓的生活、國家的發展息息相關，有的很現實具體，有的是長遠構想。比如袁隆平想種出花生粒大小的大米，比如趙本山關注農村文化建設，比如姚明關注體育教育。不少委員們從各自領域出發，夢想很專業，情感很樸素。

委員們的提案既是他們每一個人心中的夢想，也是他們對民眾關切的問題做出的認真回應。

今年的政協委員結構呈現了幾個特點：第一，接近半數的新委員；第二，高學歷高素質；第三，有廣泛的代表性，以及比較合理的整體結構。新鮮的血液，濟濟的人才，這些都為新一屆政協委員更好地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民眾希望代表委員充分發揮專長和作用，用扎實的調研和中肯的建議履行自身的職責，凝心聚力，實干興邦，實現夢想。中國夢不遠，對于民族復興來說；中國夢不大，對于老百姓來說。借用政協委員姚明的話說，百姓的愿望其實“很純粹”。夢已開啟，希望實現得更早一些。

今年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有80后代表74名，90后代表2名，均是來自各行各業的佼佼者。數量比重雖然不大，但足以引人矚目。尤其是90后鐵飛燕，從當選代表之初，就引發了許多關注。

盡管“初生牛犢”，但是代表顯然是有備而來。在“兩會”前的一次采訪中，鐵飛燕表示尚不知道“建議”和“提案”的區別，引發了許多質疑。一下飛機，面對記者采訪，年輕的鐵飛燕表示“這很正常”。面對質疑，不逃避，展示著新生代的自信與從容。

除了自信，鐵飛燕也帶來有關留守兒童的建議來回應質疑。盡管在成為人大代表之初，鐵飛燕并不清楚“代表”的真正含義，但是為了這個建議，她已經在老家走訪了不少農村和城中村，針對性地進行了問題調研。“不能辜負選你的人民的希望”，一句話已經清晰地表明這位90后代表的責任意識。而另一位90后代表陳若琳，盡管在“兩會”報道時沒有被記者“抓”到，但是相關信息表明，這位最年輕的代表將如期參加“兩會”。低調的姿態，顯示了90后代表對身上職責的一種敬畏。

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80后”、“90后”，因為獨立、個性，一度或者現在仍然受著各種質疑。但時間證明，這一代人盡管被貼上了種種標簽，但是成長中的他們，也在用行動去除這些成見，用行動證明他們的責任和擔當。對于代表的職責，他們也有著更加清醒的意識和自覺。

年輕是“80后”、“90后”最大的優勢，也許這會使他們的建議稍顯稚嫩或者不足，但這也正是他們的勇氣所在。社會的快速發展為他們的成長創造了比以往更優越的條件，但新時代轉變產生的社會矛盾在他們身上也有著更深的體現。年輕、銳意進取的他們勢必也會為“兩會”帶來更廣闊的視角。他們的建議代表著這個國家年輕一代的聲音，體現著他們對國家的關注和期待，也更能體現新生代參政議政的意愿。“這個才是人大代表的職責，自己是一個公共議政者，這身份比‘90后’的標簽更重要。”鐵飛燕如是說。

少年強則國家強。期待充滿朝氣的“80后”、“90后”在今年兩會，以及之后5年的履職表現。

在前一天還表示“不知道怎么做的”成龍，在4日的小組討論中一語驚人，“拍桌子炮轟內地執法不嚴”，令不少人感到意外。影視大腕的身份，加上敢說話，使成龍成為了某網站搜索排行最高的政協委員之一。

由于知名度，某些代表委員更受記者及網友關注，人們都非常關心這些人物在兩會中帶來了什么提案。尤其今年有不少新委員。成龍用實際行動表達了他對這個新角色的態度，也贏得了不少掌聲。

成龍的熱情能夠維持多久呢？當然很重要的一點是作為政協委員自身的責任感；另一方面，委員們的提案熱情也應該受到鼓勵和保護。

在昨日另一小組討論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李若谷的一席話引起多名委員共鳴。他說：“提案的回復如果是套話，我提案的熱情就會很受打擊。”

提案的回復率，每年都會被提及。近幾年回復率逐年提高，有的部門甚至達到了百分百，也說明了對委員的重視程度。但除了數量，人們也十分關心回復質量，有些委員表示，有些回復令人不甚滿意。對此，有些部門也做出了解釋。比如，很多提案提問多，建議少；有些則跨部門，需要時間；有些問題的解決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時間……這些因素客觀存在，但不能成為回復用套話的理由。簡單的感謝套話對于付出心力提案的委員來說，在情感上不能不說也是一種受傷。有關部門不妨把理由在回復中詳細說明，既有針對性，又能對委員產生幫助，又保護了大家的熱情，何樂而不為？

當然，這從另一方面對委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份提案建設性越強、可行度越高，那么被采納的幾率也越高。這就需要委員沉下心來，在自己了解和熟悉的，或者是在自己發現問題的領域扎實地調研，在提出問題的同時，也要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委員的熱情需要雙方共同努力，相關部門要有負責任的態度，委員代表自己更要有負責任的態度。

此次兩會，有一些新委員表示來學習的，希望這些委員能夠盡快進入角色，同時，也期待進入角色的委員能夠盡快拿出扎實的提案，用專業的態度做專業的事。

城鎮化成為今年兩會的熱點之一。《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遵循城鎮化的客觀規律，積極穩妥推動城鎮化健康發展”。李克強此前也多次提及要推進城鎮化建設，“核心是人的城鎮化”。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6日參加新聞發布會時表示，國家發改委正在會同有關部門編制中國城鎮化發展規劃，或在今年上半年出臺。戶籍被認為是新型城鎮化的突破口。

相對于大城市的戶籍改革，中小城鎮更容易取得突破。因為中小城鎮吸納人口，所面臨的公共交通等基礎設施等壓力，遠沒有大城市來得大。目前相對輕松的生活環境卻并不是那么吸引人。

許多外來戶籍人口聚集在大城市，這些城市盡管在短期內不能完全滿足他們追求的平等戶籍和權益福利，但他們也不愿放棄城市的夢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城市擁有包括教育、醫療等生活優質資源。新生代不同于他們的父輩，他們比父母更熟悉城市，也更依賴城市。目前中小城鎮、鄉村普遍相對滯后的配套設施，以及相對落后的文化顯然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習慣了都市生活的便捷，貧乏的城鎮已經變得遙遠和陌生。2010年，許多人一度因為日益逼仄的生存環境選擇逃離北上廣，但最終還是因為不能習慣中小城鎮的文化氛圍，選擇重返大城市。

因此，新型城鎮化道路，勢必是又一次的資源分配和調整，這期間應當加大向中小城鎮和農村傾斜，避免以往過度集中在大城市。過去和現在，一些大城市的城市圈不斷擴大，顯示出極大的吸附力，反之，周邊的城鎮、鄉村不斷被吞噬、凋敝。因此，城鎮化道路不能簡單地將城鎮發展和經濟建設劃等號，除了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衛生、保障等公共服務體系都要同步進行，吸引農民工遷移和回流，既減輕大城市壓力，同時也為中小城鎮注入新的活力。

新型城鎮化不能再走以往簡單復制的老路。在上一輪的城鎮化過程中，許多城鎮發展模仿城市建設，熱衷于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招商引資，拓土蓋樓，城鎮建設變成了鋼筋水泥建設。這期間，環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一些地域特色、文化特色的東西逐漸被磨滅，甚至消失，百城一面。當人們想從異鄉回來的時候，卻發現故鄉已經淪陷，回不去了。因此，新型城鎮化不能簡單模仿，也不要相互間照搬照抄。成就各自的特色城鎮，才能讓人們重新找回心中失落的故鄉。

新一輪城鎮化，提高城鎮戶籍率的同時，應當允許人們自由地選擇生活方式。愿意上樓的，則提供就業機會；愿意耕地的，則保留或置換土地。當然，社會保障體系也要同步跟進，讓人們自由選擇的時候能夠無所顧慮，回到農村，不用擔心病無所醫；住在城鎮，也無需面對老無所依的恐懼，或者不能平等享受公共服務的焦慮。

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7日上午舉行,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在回答記者問時表示，2012年中國進口了5838萬噸的大豆，絕大部分都是轉基因的大豆，主要用于榨油，榨油之后的餅粕是“養殖業中飼料的最重要的蛋白質——植物蛋白的來源”。陳錫文強調：“作為飼料的餅粕中肯定含有轉基因物質，動物食用之后再轉變為動物蛋白，供人使用，到現在我沒有聽說過出現不安全的現象。”

轉基因問題因為其安全性未有定論，一直是民眾關心的問題。此次，陳錫文在兩會中直面問題，值得肯定。但回答還是引起了很多網友的疑慮。

首當其沖依然是安全問題。陳錫文認為在“誰也拿不出足夠的證據說它絕對安全或者絕對不安全”的情況下，“應當通過實踐來證明”。竊以為，這一句“實踐”回答得有些草率，恐徒增公眾的恐懼感。

人們對一個事物的恐懼大多源于對它的無知。當前，人們對于轉基因食品正是如此。網絡上關于轉基因的討論非常多，真真假假，有的甚至扯上亡國滅族的大旗。面對紛繁的信息，民眾無從選擇，最安全的方法就是抵制。因此，對于轉基因研究的任何進展，不論好壞，相關部門都應當及時告知公眾，在沒有定論前，用權威、可靠的信息讓公眾自行做出選擇判斷。對轉基因多一份了解，就減少一份無謂的揣測。

從目前的數據看，轉基因食品已經不同程度地滲入我們的生活，但是絕大多數人卻不自知。2010年6月1日起施行的《食品標識管理規定》，明確轉基因食品須標中文標簽，但在現實中，該規定的執行依然打了折扣，轉基因標志并不顯眼。而這只是轉基因食品直接的生產環節。在間接的食物鏈中，標注則更少，或者幾乎沒有。比如，陳錫文提到的“大豆榨油后的餅粕”，成為養殖業飼料的來源之一。那么這些食用了轉基因飼料的養殖業終端產品是什么？在擺上銷售架時，有沒有相應的標志或說明？這方面的知情權當交還給公眾。

數據顯示，2012-2013年度我國大豆期末庫存為395.4萬噸，處于歷史最低水平。一方面由于大豆收益較低，許多農民棄種；另一方面，進口大豆的出油率高過國產大豆，更受企業青睞。如此，更加重了我國對進口大豆的依賴。確如陳錫文所說，“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進口一定的轉基因的農產品不可避免，僅大豆這一項來說以后還必須進口”。因此，對于轉基因食品的生產，既要重發展，也要重監管。在允許其生產銷售的同時，也應當建立起長期的跟蹤觀察制度，并及時公布進展，這既對民眾的安全負責，退一步說，也對轉基因科研大有裨益。此外，對于轉基因食品可能產生的安全問題，國家應當有所預估，并做好相應的應對措施。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在安全性未有定論之前，是否可以適當控制進口轉基因食品的規模，同時尋找其他的替代品，或者通過對國內豆農的補貼，提高傳統作物種植的積極性以及產量，減少對轉基因食品的依賴。

食品安全問題當慎之又慎，完善的監管措施和負責任的態度，比“通過實踐來證明”，更能增強民眾的信心。

在福建代表團的開放日上，尤權再次為福建生態打廣告，請“全國人民來福建呼吸新鮮空氣”。尤權福建履新2個多月，已多次強調生態省建設。

福建的生態環境有著極大的優勢，數據已經被許多媒體反復提及。在生態建設方面，也有著良好的傳統。早在2000年，時任福建省長習近平就率先提出建設生態省的戰略構想。此次兩會，尤權強調，既要實現“百姓富”，又要實現“生態美”，讓百姓真正享受到生態發展帶來的福祉，再次明確了福建將要走的生態發展道路。

從生態保護到生態發展，我們還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尤權日前接受人民日報采訪，在提到下一步福建的工作重點時，提到了“建立體現生態文明建設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形成正確的政績導向”。政績是我國考量領導干部的重要標準，“正確的政績導向”需要轉變以往強調GDP的思維。如何建立科學完善的政績評價體系，這是一個考驗。轉變后的政績標準，既要防止重復以往經濟發展的急功近利的現象，還要防止今后出現生態發展的急功近利的現象，避免以往某些地方出現的“無根樹”之類的面子工程，也要避免出現“鏟麥種樹”這樣漠視群眾利益的事情，真正樹立“功成不必在我任”的思想。

在正確的政績導向之外，在法律建設方面還應當給予限制規范。充分發揮司法能動性，明確生態建設中不可觸犯的底線，同時也要為民眾的生態權益保駕護航。例如，此次兩會中，全國人大代表、福建華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戴仲川呼吁，從立法角度盡快完善現行的海洋保護法律，“加大對排污行為的懲處力度”。當前，我省正在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如何處理好海洋資源科學利用與生態環境保護也是一大課題。我省是否可以先行先試，出臺相關的地方條例，明確企業的責任與義務，既規范企業和政府的發展行為，也為在今后發展中，民眾可能受損的生態權益提供訴訟依據。以民眾監督反過來促進企業轉型。

企業的逐利性，必然使部分企業在發展轉型中處于消極被動的狀態。因此，加快轉變我省的經濟結構，促進企業的“綠色”轉型，還當有獎勵或者補償等鼓勵措施，調動企業轉型的積極性，對企業在轉型中產生的階段性的損失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或補充，以此強化企業的自覺性。

生態建設是長期性的任務，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政府一力可以完成。百姓富，生態美，還需要各方共同出力，共繪美好藍圖。

全國政協委員周新生在政協大會發言時講的一個故事，引起很多代表委員和民眾的共鳴。他說，一位司局級老領導說女兒在他極力反對下，仍入外籍并嫁給外國人，女兒勸他的一句話最終讓他接受了女兒的做法。這句話是——“爸爸，您將來再不用為您的外孫在國內上幼兒園、小學、中學求人了”。

有人把“中國式求人”的一個原因歸結于中國的文化傳統。其實，許多國家和地方都有所謂人情的存在。社會畢竟是人與人的關系組成的。和中國有相似文化傳統的日本，也十分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來往。而在歐美，也有著各種人情形式，比如走出了3位美國總統、2位最高院大法官的耶魯大學骷髏會。然而，這些地方存在的人情，并沒有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困擾。

在一些國家，人與人的聯系是“合乎情止于禮”的，即便在工作中有人引薦，但最終都要用規章、制度說話。另一方面，由于監督機制的完善，人們也會自覺地把關系留在權力之外，守好后門。

而“中國式求人”，把傳統觀念說成是一種發酵劑可能更合適一些，它使得“人情”滲透著人們工作生活的許多方面，生老病死。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一邊厭惡求人，另一邊卻在踐行“求人”法則，即便在無縫可鉆的地方，“求人”似乎也可以換來心理上的安慰。因此，“中國式求人”帶來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權力尋租。

在發言中，周新生探究了“中國式求人”的深層次原因。他認為，首要原因是優質資源稀缺；其次，是制度有漏洞、有彈性；第三，是改革不到位；第四，是對權力的監督遠遠不夠。好在我們已經開始意識到這些，正在不斷努力。

2010年“兩會”，溫家寶說“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2012年，“更公平”三個字寫進十八大報告；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了“為人們自由遷徙、安居樂業創造公平的制度環境”。公平公正公開，是治療“中國式求人”的良方。而這一切，應當以制度為基礎，以公平激活社會的創造力，從而破壞滋生“中國式求人”的土壤環境。

10日，大部制改革方案公布。此次改革，國務院正部級機構減少4個，其中組成部門減少2個，副部級機構增減相抵數量不變。改革后，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設置組成部門25個。與以往不同，此次改革，首次把重心放在職能轉變上，也顯示了中央改革決心和魄力。其中，鐵路政企分開最為吸睛，也引起了民眾的一些猜測和擔憂。

擔憂一，火車票價。盛光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火車“平均票價是偏低的，今后要按照市場規律，企業化經營來定票價”。許多民眾的第一反應是，票價是否上漲？每年春運，火車票都供不應求，開放網絡購票后，熱門線路還出現了“秒殺”的情況。那么改制后，是否意味著這些線路的票價將上揚？漲幅又是多少？另一方面，在一些偏遠地區，載客量較小，明顯無營利性的線路將如何處置？畢竟，運營和維護還需要大筆的投入。因此，由于鐵路行業本身的特殊性，改制后的鐵路部門如何處理公益性和營利性的關系，尤為引人關注。

擔憂二，鐵路負債。鐵道部財務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鐵道部總資產人民幣43044億元，總負債為26607億元，資產負債率為61.81%。盡管盛光祖表示，目前鐵路負債率逾61%，低于國有企業的平均負債率，沒有風險。但是2.6萬億元的龐大數字將以什么形式分解，而此間建設中以及規劃中的鐵路線路又將如何投入和繼續？如果國家財政埋單，不僅包袱巨大，最終也是將改革成本轉嫁到納稅人身上。鐵路債務的妥善處理，關系到鐵路公司持續性的發展，也引發了許多的猜測。

擔憂三，市場競爭。鐵道部在并入大交通部后，從大的市場來說，鐵路面臨著飛機、汽車等行業的競爭，而尤以航空對鐵路的影響最大。比如有些高鐵車票，價格和機票相差無幾，甚至更高，這使民眾多一些選擇，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這些火車票大幅上調的空間。但是，僅就從鐵路市場而言，雖然鼓勵民營資本介入，但是短時間內恐難以有資本雄厚的民營資本可以與拆分后的鐵路總公司相抗衡，因此，在沒有充分競爭的情況下，票價以及服務等，都難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鐵路也難以擺脫壟斷嫌疑。

因此，如何消除民眾的顧慮，如何平衡權責，如何保證監管，又如何兼顧公益和盈利，使改革真正達到轉變職能的目的，改革實施前也還需要進行系統的設計和規范，并在改革推進過程中循序漸進。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相關的細節方案，應該盡快制定時間表回應公眾疑慮，保證職能轉變、機構改革的想法盡早落實。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昨天舉行“一線工人農民代表談履職”為主題的記者會，邀請6位全國人大代表答記者問。安徽代表團的劉麗代表直言，因長久分居，城市農民工中已大量出現“打工潮下組建臨時小夫妻”情況。她建議解決農民工夫妻兩地分居問題。

打工潮給給農民工帶來了一些收入，但是也導致了許多夫妻的長期分居。這對家庭造成了一些不穩定因素，也給社會帶來了一些隱患。自2006年開始，陸續有一些地方開始探索農民工夫妻房的建設，為一些工地上的農民工夫妻或者來探望農民工的家屬建設臨時的夫妻房。但這些都是舉措，解決的是暫時性的夫妻住宿問題，不能解決長遠的根本性問題。兩性夫妻看起來是生理需求，很大一部分也是在尋找心理慰藉。在外的打拼，長時間的獨自承受著生活的壓力和艱辛，無人分擔，傾訴，他們的精神獨自承受著孤獨的啃噬。

對于農民工的關注，目前我們更多的注意他們的物質權益，比如討薪維權，大多而忽略了他們的精神訴求。這次兩會上，因為洗腳妹，臨時性夫妻也成為了農民工問題被關注的一個焦點。而其實，除了兩性，農民工的需求也遠不止這些。這在新一代的農民工身上體現的尤為明顯。

新一代農民工所受的教育程度更高，生活方式和前輩相比也大有不同。他們對生活比前輩有著更高的期許，在急欲擺脫生活的困頓，改善生活環境的同時，精神上更有許多渴求，并且他們的需求是多元化的。典型的事件如富士康近幾年頻發的跳樓事件。一座生活設施配套齊全的“生活城”并沒有解決這些人的所有問題。孤立的城，以及反復的生產生活方式，使人走向絕境。

城市對農民工的接納程度決定著農民工的幸福程度。受制于醫療保障，教育程度，房價等多方面的因素，在老一代農民工的身上反映出來的現象是兩地分居，而在新一代農民工身上，放映出來的現象和問題則更為嚴重——如何在城市中戀愛、結婚、生子。

在記者會結束后，面對央視記者歐陽夏丹的采訪，劉麗在談完自己的感受之后，不忘捎上一句關于自己的提案——“我還單身，看看能不能給我找個老公!”這其實這也從另一方面體現了農民工對于家庭的渴望和期待。

“謝謝方舟子的提醒，我沒有微博，我不想在他那回應。但他也是好意，我很尊重他，因此在你這解釋一下。”10日傍晚，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致電廣東一媒體記者，回應方舟子9日發布的質疑鐘南山有關霧霾致肺癌上升觀點的長微博。對于方舟子的三點質疑，鐘南山都做出了說明。

此次“兩會”，很多熱點問題、焦點事件都得到了回應，民眾感受到更直接的開放、互動之風。但多是兩種形式：一種是代表提問，官員回答；另一種是媒體提問，代表或官員回答。像鐘南山代表這樣主動尋找媒體或者通過其他有效渠道，回應網民關切的還在少數。

百姓看“兩會”，最關心的是代表委員帶來了哪些建議，哪些議案提案。對于能切中時弊的建言獻策，人們總是不吝掌聲。但每年在“兩會”過程中，都會有一些建言引發爭論或者質疑，并且形成輿論熱點。這時候，如果代表委員能夠及時、主動地解釋或者澄清，對于化解民眾疑慮，疏導民眾情緒，是非常高效便捷的方式。

我們許多人大代表帶到“兩會”上的建議、議案盡管都經過精心準備，并且在調研中下了力氣，但得出的結論卻不一定為民眾所接受，一些建言獻策還被指“為利益集團代言”。這里面當然有代表專業領域與普通百姓生活環境不同等客觀存在的局限性，但在質疑產生之初，代表如果能主動出擊，再花點功夫對大家存疑的地方做出說明，拿出可靠、令人信服的證據，相信在一定程度可以化解民眾的擔憂或者不滿。只有加深互動，才可以更大地取得民眾的理解和支持，體現“人民代表為人民”的本質。

加深互動，對完善建議也有很大幫助。此次方舟子的三點質疑，除了前兩點得到解釋外，第三點則被鐘南山肯定，坦誠“肺癌的形成絕對是10年前，或者15年前開始形成的。當然抽煙是有關系的，但是有多少是抽煙造成的，有多少是霧霾造成的，這個沒有任何的根據，沒有任何準確的數據” 。

鐘南山在通過另一家媒體的回應中還提出建議，建議今后醫學研究機構應當協同環保、氣象、公共衛生預防部門，共同研究。這是在面對質疑后，代表對自身建議做出的補充和完善，既是代表的責任意識，也體現了對民眾健康負責任的態度，更縮短了一條完善的建議形成的周期。

誠然，有不少代表在“兩會”前后，和民眾都有著很好的互動，也是代表履職日常化的體現，應當繼續保持和發揚。但一年一度的“兩會”，應該說是反映民眾意愿最集中的時候，這個時候如果能及時有效地回應民眾關切，解疑釋惑，更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學英語使中國教育質量遭毀滅性打擊！學生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深受其害，荒廢正常的學業，漢語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昨日，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張樹華的這一提案在網絡上掀起熱論。

語言是一種溝通工具，英語則是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學習英語本無可厚非。且不說，這是國家走向國際化的一個必經之路。現在的日常生活，英語也越來越多的滲入我們的生活。比如ok，byebye，等等，這些大家都樂于接受，也未見排斥。相反，一些英文縮寫，在某些場合也更加簡潔有效。

英語之所以被排斥，很大一部分原因在現在教育環境下，對于一門語言工具認識的異化。人們不是為了生活交流而學習英語，而是為了考試，為了晉升等等，也就是，使用方式脫離了其本質，成為一種獲取某種物品的手段，且是必需手段。

對于語言的功利化的認識，帶來了兩個極端，一個是英語學習的狂熱，或者說盲目，另一個是對母語學習的隨意和無所謂。天然生長于于母語的環境，大家都覺得會說，但卻對學習不怎么上心。對母語的認識僅僅是簡單意義上的“讀”、“寫”、“背”。在此基礎上的寫作、鑒賞等則基本不上心。另一方面，對于英語的語法等技巧性的知識則過于重視和強調，忽略了聽說的基本功。兩個極端，都忽略了語言溝通的本意。于是，就有了英語學了不會用，用不了，母語會了但用不好的現象。

當然，兩會上委員說的對中國教育質量造成毀滅性的打擊，也言過其實了。現在的語言教育已經意識到了一些問題，不論是英語還是母語，都加強了閱讀（鑒賞）能力的培養。只是，這些改變依然是建立在應試教育的基礎上的。因此，改變教育制度的考核方式，消除一考定終身，或者改變以證書識能力的大環境，才是促進改變語言學習困境的根本。

官員語言風格的轉變，并不是今年“兩會”才有的。在去年甚至更早，一些敢說話，“會”說話的官員就贏得了不少矚目。當時這些官員大都還被稱之為“個性”官員。典型代表有李肇星、汪洋等。

今年，這些官員的范圍明顯擴大，而且級別更高，“個性”一詞似乎不再合適。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不少國家領導人的不少妙語都被媒體記錄報道。

今年官員話語也更加隨和。以往的“個性”官員，更多由性格使然，個人色彩濃烈。今年，則添了更多拉家常的氛圍。

在日前與江蘇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就環境保護問題，習近平表示，“現在網民檢驗湖泊水質的標準，是市長敢不敢跳下去游泳”，主動提及前一陣網絡熱議的“邀請市長下河游泳”的事件。風趣的話語引得現場一片笑聲，不僅表達了中央對環境的重視，也體現了領導人的接地氣，一下子就給了人們親近感。 除了習近平，“兩會”中還有李克強“讓這個代表把話說完”、“你我都是代表，不用緊張”的接地氣，王岐山對自己駝背的調侃，還有汪洋自詡“下崗職工”的幽默，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好比文言文和白話文，傳統官話去掉冰冷、生硬的表達方式，用更口語、更深入淺出的方式和民眾討論國是民生，距離近了，理解也更容易了。

在說到北京的環境問題時，習近平回憶小時候在北京的沙塵也很大，要戴著口罩騎車去上學，而現在的問題則是PM2.5。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說明了近年來環境保護上的進退得失，既肯定我國治沙取得的成效，也十分誠懇地面對現階段發展面臨的新的環境問題。“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對這些問題”，一句感性的話，帶著一點生活的哲學，既讓人覺得平易近人，又能讀出實事求是的態度，還可以讓民眾理解階段發展面對的問題。

語言風格的改變，幽默并不是唯一標準，也并不意味著失去生活、政治的嚴肅性。但是“真”字是最重要的，真性情的流露，真心的交流才是最好的溝通橋梁。

一年一度的315又到了，新一季的維權狂歡即將展開，比如今晚的央視315晚會，每一年都會扔出一些重磅新聞。而兩會上，不少委員代表也帶來了一些有關315的聲音，比如反映虛假廣告、霸王條款等消費侵權現象，也有“追回一只雞，得殺一頭牛”的維權難問題。

從每年公布的數據來看，維權的環境正在不斷改善和提高，但步伐并不快。舉證難、鑒定難、索賠難，依然是消費維權的三大問題。如果侵權事件小，不少人就會選擇放棄，因為耗時傷神，也未必能否得到相應的賠償。而另一方面，如果選擇找消協維權，因為價值較小，消協多會先建議協商解決。此外，也有人認為，因為投訴門檻低，也導致了消協人手不足，分身無暇。

現在有了一種新的維權方式——自媒體。以往，很多人遇到消費問題，可能第一反應不是找消協，而是找媒體，因為監督的作用比消協的約束來得更加有效。得益于傳播快、范圍廣的特點，自媒體放大了傳統媒體的監督力量，企業會更忌憚些。而另一反面，在被微博曝光后，即使問題沒有被解決，權益受侵害的人在心理上也得到了一種安慰。

但這算好事還是壞事呢？一方面，似乎說明消費者維權意識在加強，另一方面，恰恰又說明了維權渠道依然不是很順暢。 回到之前說的投訴門檻低的問題，是不是所有的侵權問題都要找消協呢？顯然也不科學。從源頭減少侵權行為的發生，最為理想。比如行業自律。在行業內形成公約，共同遵守，并且相互監督，建立誠信體系。行業內解決不了的，或者解決不合理的，再交給消協處理。這樣，即方便了消費者維權，同時也利于行業規范的發展和成熟。

當然，所謂的行業自律，也要避免形成行業的壟斷和自說自話。在現有的狀態下，消費者依然處于弱勢，因此行業自律最關鍵能的還是要法律兜底，提高侵權成本。如果無法可依，或者執法不嚴，執法不力，那么行業自律最終會淪為行業利益的代言者，而不會因為為消費者說話而“自戕”。

兩會臨近尾聲。回顧本屆兩會，依然有很多細節值得關注。

節儉的細節。這是最直觀的變化。從委員代表進入駐地開始，兩會就已經有了許多不同于往年的變化，沒有鮮花，不再有警車開道。在會議現場，新風細節更是有多處體現。比如，此次分發給委員代表的水，不但改成了小瓶裝，甚至兩會新聞中心還為水瓶配環保標簽，可以寫名字做標記，以保證拿水瓶的人把水喝完，不浪費。還有環保紙、委員代表駐地設置的回收廢報紙的愛心屋等等。這些細節不僅體現了新八項規定的改進工作作風的要求，其中，環保的意識其實也契合著“美麗中國”的理念。

監督的細節。這兩年，不少委員代表都以犀利著稱，今年兩會討論的氣氛則更加濃烈。比如，在政協教育界別聯組會上，主持人剛剛宣布進入部長發言環節，委員葛劍雄就立刻要求教育部對2012年考研泄題事件做出答復，并向全體考生道歉；而在3月7日的福建代表團審議預算報告現場，代表戴仲川對預算報告提出疑問“行政開支為何屬超預算”；以及“最美洗腳妹”劉麗在記者會上拋出外出務工者的兩性問題。此外還有奶粉、食品安全等等。委員代表的直言敢諫，不僅可以看出履職意識的增強，也可窺見中國政治制度的自信。

除了政協委員，兩會對于媒體采訪的配合顯示了更強的主動性。“部長通道”的變化最為明顯。據介紹，“部長通道”2007工作人員的人物還是“護送”部長，2008年開始設置隔離線，2010年增加音響、話筒，并開始請記者邀請部長。到了今年，不僅僅在部長進出是安排采訪，甚至主動策劃幫記者“抓”部長。這背后，兩會所做的溝通和協調就可以看出對媒體監督的善意。

民主的細節。在我國對《選舉法》進行第五次修改后，本屆人大代表選舉首次實行了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更好的體現了三個平等，即“平等的選舉權”、“平等的參與權”以及“民族平等”。另外，此次兩會還設置秘密投票處，全程視頻、網絡直播選舉結果，票數完全公開。選舉程序中的更多公開透明，進一步保障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優越性。

點滴細節，彰顯著進步，也在推動著進步。

在閉幕式上，習近平主席對中國夢做了進一步的闡釋，什么是中國夢？中國夢是人民的夢。那么如何實現呢？幾位領導人都給出了一致的回答。

首先是習近平在閉幕式上的講話：“我將忠實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忠于祖國，忠于人民，恪盡職守，夙夜在公，為民服務，為國盡力，自覺接受人民監督，決不辜負各位代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而后，張德江在講話中指出，要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實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李克強總理稍后舉行的記者會上，在記者提問前就率先表示：“我們將忠誠于憲法，忠實于人民，以民之所望為施政所向。”。

可以看到，人民是中國夢的核心，而憲法則是中國夢實現的保障。

現行憲法頒布實施三十年，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和“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原則，奠定了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法律基礎，成為了改革開放事業穩步推進的重要法律保障。但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較快，社會發展相對滯后。

現在，改革已經步入深水區，面臨的阻力和困難都在加大。本次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及了當下社會面臨的11個矛盾。此次的大部制改革，強調了政府職能的轉變。因此，提供工產品和服務，制定政策和法規，以及對市場持續進行監管以保證公平競爭，有序的市場環境尤為重要。如何處理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改善民生，保障人民的權利，強化法制和建立公平機制是關鍵，這都需要在法治的道路上前行。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將依法治國方略提到了一個更新的高度；“法律監督”也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新任的多名領導人具有的法學背景，這些都加深了公眾對于法治社會的期許。

重塑憲法和法律的權威，約束權力，為每一個人的中國夢創造出彩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