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四大改革，保障了人民的權利，擴大了人民的自由，為經濟體制改革開辟了政治上的前提和道路。

《瞭望》：中國體制擅長于“集中力量辦大事”，“集中”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我們取得了現在的成就？

房寧：集中體制資源、集中民智、集中民力是中國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我們不應該忘記中國是一個落后的國家，中國不僅要改變自己的面貌，而且還要追趕世界，這是中國作為一個曾經落伍大國的歷史命運。

作為一個落后的國家，要追趕世界，自然是不能夠按步就班地發展的，因為那樣只能永遠落在世界的后頭。因此，中國這樣的國家，必然要實行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戰略性的發展，也就是說通過戰略的規劃，集中資源，強化發展，并且一以貫之地加以長期堅持與執行，這些就是我所說的“戰略性發展”。

其實許多取得成功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也都曾經有過類似的經歷，比如說我們的近鄰日本、韓國、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也包括我國的臺灣。只不過在中國這樣一個遼闊的、巨大的國家，它的表現和給人的印象更加地深刻和突出而已。

《瞭望》：中國的“集中”來自于什么樣的制度安排？

房寧：由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形成了中國統一而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使中國具備了國家法律和政策的統一性、權威性，政權和大政方針具有了穩定性和連貫性。

從政治制度的功能方面來看，中國模式具有一個由于歷史原因所形成的代表中國人民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政治核心，由這個核心進行關乎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她的正當性、合法性、權威性來自人民的“一次性授權”，這在中國被稱之為“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

因為這樣一個政治核心的存在，決策過程中，就可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把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交換成本降到最低。這也是中國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不同的一個重要區別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