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談南巡講話20年 稱當前改革面臨諸多問題

新階段改革面臨深層次問題

面對“十二五”重大戰略機遇期和復雜的內外發展環境，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把改革開放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遲福林認為，新階段的中國改革面臨諸多突出的問題，主要存在三大癥結。一是結構性改革不到位。過去20年，我國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與以投資出口為主導的增長方式相聯系的，通過投資和出口，比較好地利用了國際國內兩個市場。但是，當外部環境和國內需求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這種增長方式引發的矛盾問題越來越突出。

二是中國改革進入了一個利益全面調整的時期。30多年的改革確實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與此相聯系，利益博弈格局也初步形成，并且有進一步固化的趨勢。一些既得利益者既不希望繼續改革，又不希望退回到計劃經濟。在這一背景下，利益受損的是中低收入群體，于是社會矛盾就產生了。

三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特點仍十分突出。當前，相當一部分地方政府仍然以追求經濟總量為主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途徑，以土地批租和發展重化工業項目為主要特點，以行政干預和行政推動為主要手段，使政府行為帶有“增長主義”特點，“增長主義”同財稅體制、干部選拔體制相聯系，與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緊密結合在一起，使體制、機制性的問題難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因此，遲福林認為，繼續貫徹小平南巡講話精神，以改革的辦法來探索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新路，仍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當前，必須通過深化改革解決發展轉型的兩大關鍵性問題。一是將中國巨大的潛在消費能力釋放出來，轉化為現實的消費行為，從而奠定中國下一個20年較快增長的基礎。二是調整利益關系，實現小平同志說的“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他分析說，實現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轉型，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更不能陷入“消費主義”甚至“拜金主義”的怪圈。一方面，它關系中國未來20年的發展前景，另一方面，應把它看做是經濟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涉及更深層次的矛盾，尤其要改變一些抑制合理消費行為的制度安排。

比如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沒有更大的決心和魄力，難以改變已經形成的投資主導的體制慣性和行為慣性，只有消除深層次的制約改革發展的體制因素，才能使中國下一個20年經濟繼續保持年均8%左右的增長。

實現鄧小平所說的“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有幾個基本判斷極為重要：

一是現在已到了著手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要用10年左右，用制度安排來奠定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再用10年左右的時間，通過緩解、縮小貧富差距，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奠定共同富裕的社會基礎；

二是必須從改善民生逐步走向富民優先，把發展方式由過去的經濟總量導向轉向國民收入導向，這是一場理念的深刻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