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商對地方GDP的貢獻、甚至與一些官員的“密切關系”，能說與有些部門難下決心出手監管沒有一點關系？不打破某種“利益默契”，源頭監管便無從談起

據近日新華社、央視等多家媒體報道，哈爾濱市東方莫斯科城樓盤在開工8個月、賣出近2000套后，因缺少相關許可證，被當地有關部門勒令停工，其中一些樓已經蓋了10余層。網友戲稱其為“樓停停”。最新消息是，相關涉案人員已移交司法機關，同時市政府承諾該樓盤明年春天復工，以保護購房者利益。

這一事件引發人們質疑：既然是違法項目，為什么能在當地政府部門主辦的房展會上推介？為什么能堂而皇之地開工了數月、蓋好了數層？既然有關部門早就發現樓盤手續不全，且下發了責令停工通知書，為什么沒有在第一時間通知市民不要購買？這對政府部門來說并非難事。

由此聯想到日前發生在武漢的“樓高高”事件——政府規劃部門只審批建設12層，但開發單位卻違規把樓蓋到了20層。有關部門已開始對違建部分強制拆除，但同樣引發了爭議：為何違建到20層才拆除？

在類似事件中，監管部門的反應速度似乎總是稍顯遲緩——非要等到樓蓋高了、蓋好了，甚至賣出去了，即違規較長一段時間了，才痛下決心整治。這種整治的成本過高。強拆可能傷及購房者的利益；而不拆則意味著接受現實，可能縱容更多的開發商效仿這種“先上車后買票”的手段牟利。事實上，哈爾濱房地產業內人士證實，手續不全便開始建房并賣房的并不少見，一些入住多年的小區依舊手續不全。而這種現象，在其他一些城市也不同程度存在。

怎樣才能清除“先上車后買票”的房地產行業潛規則，避免開發商綁架購房者利益、逼迫政府“就范”的事情再次發生？要將開發商的違法違規行為果斷地扼殺在“搖籃”中，實施源頭治理和監管無疑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首先，必須厘清一些部門與開發商之間的利益糾葛。表面看，一些監管部門并沒有坐視不管，一而再再而三地責令整改，“我已經管了，只是沒管住”。實際情況果真如此嗎？房地產商對地方GDP的貢獻、甚至與一些官員的“密切關系”，能說與有些部門難下決心出手監管沒有一點關系？不打破某種“利益默契”，源頭監管便無從談起。

其次，必須彌補現有法律規定的漏洞，增加違法成本。目前，規劃部門對違建的執法分“三步走”：發現問題予以制止，如下達告知通知書——責令整改——對拒不整改的，向政府申請強拆。相對開發商幾天就能蓋好一層樓的效率，監管部門走完這三步顯然得費些時日。于是，等到可以依法強拆的時候，樓已然長高了不少。這樣的程序設計是否需要改進，有關部門還應從長計議。加之一些地方對違建的態度并不堅決，往往是罰款了事，而罰款的數額與房地產暴利相比如同“九牛一毛”，這便在一定程度上變相鼓勵了開發商的違建行為。“樓高高”的開發單位坦承“我們是做了罰款準備的”，即是明證。

此外，強化對監管部門的不作為或者故意放縱的問責。一幢幢樓房拔地而起，算不上什么隱蔽的違規行為，有些監管部門遲遲不聞不問，是樂得清閑不想管，還是心有余悸不敢管？無論哪一條，都該被問責。

我們不能忘記，在房地產業的監管和規范中，有一方主體是不能被忽視的——每一個拿出血汗錢買房的普通百姓。從源頭上尋找突破口，將監管的關口前移，既是為了嚴防開發商“先上車后買票”，更是為了保障買房人的權益，維護政府部門的良好形象。(社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