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云南省委宣傳部面向社會公開征集120名媒體義務監督員，希望借助社會力量，加大對有償新聞、虛假報道、低俗之風、不良廣告等違法違規行為的治理力度。

俗話說，馬克思主義的電筒照別人，也要照自己。作為一種社會監督力量，媒體在監督別人的同時，也有義務加強自律、接受監督。近年來諸如“紙包子”等事件更在提醒人們，對媒體的監督不可或缺。

這也正是云南省委宣傳部的舉措初衷：“聘請媒體義務監督員，基于這樣一個認識：媒體要履行好輿論監督的職責，媒體本身也要接受公眾的監督。沒有監督，話語權也可能被濫用。”

然而，以聘請媒體義務監督員方式監督媒體，總讓人覺得邏輯不通：被“授權”的監督員可以監督媒體，那么沒有被“授權”的其他公眾呢？如果媒體義務監督員真有必要，那么對于一個省來說，120名是不是少了點？既然是專門設立，媒體義務監督員是否有多于一般公民的“法外特權”呢？

盡管云南省委宣傳部有關負責人申明“并不是只有監督員才有監督媒體的權利”，但人們從中依然能感覺到一種“權力”與“權利”觀念的位移。現代國家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對于公民，“法無禁止即自由”；對政府，“法無授權即禁止”。從這個角度來看，給本就有權利監督的公民“授權”，無疑是混淆了私權利和公權力的界限。

其實，對于媒體來說，當前的各種監督手段并沒有缺位，只是如何更好地執行而已。比如，從制度上來講，有黨紀，有法律，也有行業規范；從組織上來講，有宣傳部門，也有記協等各種機構；走向市場的角度來講，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大的監督平臺，在媒體自由競爭的條件下，任何不負責任、急功近利的有償新聞、虛假報道、低俗之風、不良廣告，最終都會因傷及公信力而砸了牌子，失去市場。

至于有關部門所謂的在熱點、敏感公共事件中，監督媒體是否缺位、失語，恐怕也不具有可操作性。首先，對于缺位、失語的標準怎么判斷就是一個問題；再者，在當前的輿論格局下，這一義務又準備加諸于哪一類媒體呢？

盡管云南省委宣傳部負責人表示，媒體義務監督員機制是行業自律，而不是強化政府對媒體的管制，但還是給了人某種聯想空間：新聞媒體手中的筆桿子是否因此被加套？有評論就擔心：此舉可能強化媒體的政府管制色彩，使有關部門多了一個操縱媒體的手段，在媒體身上多戴了一副枷鎖。

“監督權”是黨的十七大著重強調并保障的“四權”之一。聘請媒體義務監督員，這樣的舉措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人們的監督意識、促進媒體的行業自律，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要避免這樣的權利錯覺：能監督媒體的，只有被“授權”的12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