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記者的幸福，還是記者的尷尬？或者說這是媒體的幸福，還是媒體的尷尬？

媒體與政府、司法系統并非不可以合作，比如共同求取真相，維護人的權益，抗拒丑惡，接納光明，昭彰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但即便如此，它們也并非可以完全做到親密無間，榮辱與共。權力系統與媒體之間天然地存在距離感，因為它們擔負職責不同，權力系統難免表現出自利傾向，而媒體及其從業人員必須時時警醒自己不要以此面目示人，記者當然只是一份工作，但它在良心上的要求更加自然，更高一層，也更加必須，與權力系統保持合作，但也保持距離，這是它們之間的關系。

在社會的巨型結構中，應該說新聞媒體仍然處于不清晰的位置。對輿論監督的本能性反抗與打壓，各種障礙仍然束縛著記者探尋真相的努力，把這些現象和權力系統向媒體示好放在一起，其實有某種荒誕性。記者可以被排斥，記者也可以被合作，那么問題是，在什么領域排斥，在什么領域合作，要不要區分清楚，能不能區分清楚？

新聞行業的獨立意志、新聞人的獨立性應該更加自如地、正常地體現。分屬國家和社會的不同架構，本有各自的功能承擔，媒體，本不過是一個有責任的客觀的旁觀者。如果媒體的這種功能可以利用，也應是在媒體的觀察和記錄成為終局之后，不宜在此之前賦予記者另外的身份，使其功能轉向，先為我所用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