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書記到了重慶后，說了很多話，干了很多事，在元旦看望困難群眾時，薄書記又有話說：干部不能嫌貧愛富。

嫌貧愛富，也許是人的一種選擇，我們的一些干部“愛憎分明”，也會流露出這種選擇。嫌貧愛富，往往在一些官員身上能獨具匠心地表現到極致。比如，重慶有退休老人為了領上百元的補助，奔波上百里，花的交通費比領到的錢還多，干部從來不會想到要替老人家解決這個問題，誰讓人家貧呢，是以嫌棄、因而遠離；至于愛富，看看問題富豪背后屢屢牽扯到的問題官員就知道了，官員和富豪的關系是多么緊密。

為啥要嫌貧愛富？官員身上扣著GDP的帽子，帶著政績考核的箍子。跟富人走得近，紅酒品著，龍蝦吃著，說說笑笑間招個商，引個資什么的，可以給經濟發展做點貢獻。跟窮人走得近，有什么好處？你還指望著能從他們口袋里掏出幾個子來投資？別指望了，人家連給自己買套房子的錢都沒有。官員的嫌貧愛富，從他的身份出發，未嘗不是畸形政績觀的導引所致。

為啥要嫌貧愛富？一問這問題，干部就笑了。干部也是人，也有私心，人家也想成為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嫌貧，嫌的是自己貧，愛富，愛的是自己的富。要想富起來，就得近富人遠窮人。跟富人走得近，小禮收著，小錢拿著，小權用著，小金庫嘩啦啦漲著，聲色犬馬的日子混著，紙醉金迷的生活過著，何等愜意！要是跟低保戶、困難群體走在一起，聽到的都是訴苦，面對的都是焦頭爛額的問題，何等煩心！為個人計，為私利計，干部能不嫌貧愛富？

干部其實可以嫌貧愛富，關鍵是嫌的是什么貧，愛的是哪門子的富。像焦裕祿這樣嫌蘭考縣的百姓太窮，想方設法鞠躬盡瘁為他們能富起來而獻出自己的熱情乃至生命的，難道不好嗎？

貧與富，是一桿橫在干部面前的天平，既稱出官員的人格，也量出他們的官格。怎樣讓官員們不遠窮人，親富人，得好好調調這桿秤的準星。別只是拿大而化之的GDP來作刻度，而應該用百姓的福祉、民眾的滿意度來稱量，那秤砣應該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