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算是舊話重提，深圳拆遷的例子的確是讓人艷羨的。有人說，政府和開發商付出的補償很高，最終開發商會用更高昂的價格來把高成本涵蓋。每一個城中村改造意味著整個城市整體運營成本的非常規上升，這將導致整個城市運營的斷層——但實際上，即便是沒有生長城中村的地皮，蓋出來的房子也不見得便宜。拆遷補償，就算高一點，只要補得其所，對公共利益也是功德無量的事情，總比短斤缺兩、強買強賣的強。

拆遷上的補償價格，說到底決定于政府的議價能力。眼下的情況是，即便是涉及公共產品與服務的定價，某些地方政府的議價能力也是出奇的彪悍，比如各色詭異的聽證會，一律看漲不看跌。政府越“精明”，話語權越驕縱，群眾的話事能力越孱弱，很難討到一個公平正義的價格。結果有二：一是很多與公權沾邊的產品成本不透明，職能部門以信息不對稱捍衛其議價優勢；二是利用政府公權，動用強制力量，固守“低買高拋”的霸王邏輯。與其說這是一種“議價能力”，不如說是自說自話獨斷專行。

當然，隨著民主法治的健全、公民社會的發展，政府與民眾議價的領域越來越多，形式越來越成熟。然而，在這種常態的對話與博弈中，政府的殺價本領有多高，不僅考驗著其善治的層級與情懷，更決定著民眾的幸福感，關系到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示范度。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希望公權與私權“砍價”的時候，是溫情的，乃至是大智若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