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出版總署有關負責人27日重申：依照我國法律和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干擾、阻撓新聞媒體及其新聞記者合法的采訪活動，我國政府從來不允許新聞當事部門、機構建立所謂的記者“黑名單”。（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14版）

此前，衛生部新聞宣傳中心毛群安主任說，為了打擊或者遏制一些極個別媒體有意誤導人民，傳播一些錯誤信息，要加強傳播的監控。如果哪個媒體有意誤導公眾，我們把這個情況要向新聞媒體宣傳，對極個別的媒體記者，將建立黑名單。因此，新聞出版總署“不允許建立所謂的記者黑名單”的表態，有著明顯的針對性和糾偏價值。

建立記者“黑名單”是權力自負的產物，顯現了權力者的自我偏好，從本質上說，更是一種邏輯的顛倒。輿論監督在當下社會中的處境尷尬，不少記者還為此付出了代價，用“處境艱難”來形成輿論監督并不為過。而建立記者“黑名單”僅僅是一個“小注腳”。

建立記者“黑名單”表明官員對待輿情的姿態不足取，是把自己放在了民意和輿論監督的對立面。既表明了對輿論監督的排斥和無知，更表明一些官員存在著土霸王思維，有著嚴重的權力地盤意識。殊不知，這僅僅是外強中干的表現，也恰恰反證了虛弱的一面。說到底是對公眾知情權的傷害。

當下，一方面，由于個別官員個人意志的膨脹，出現了無視法律和輿論監督的情況，輿論監督在與官僚主義的博弈中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受到權力的限制。另一方面，權力在所謂“大局意識”以及“家丑不可外揚”觀念的支配下，與進行正當輿論監督的媒體展開了一場場博弈。建立記者“黑名單”，既可以管窺權力的狂妄，也可以看到與輿論監督的博弈心態。

建立記者“黑名單”的實質是公眾話語權的匱乏。經驗告訴我們，掌握公權力者，應接受公民廣泛的批評，如果拒絕或懲罰公民的批評，就是對民意的背叛。筆者以為，不論采取何種方式阻擋監督都是違背民眾意愿的做法，對各級職能部門和官員來說，最好的反應是接受監督。

衡量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不僅要看它的法律所表明的統治權力的最終歸屬，更要看普通公民以權利制約權力的實現程度。因此，不允許建立記者“黑名單”，就是公共理性的提升，更是對公民權利和常識的尊重、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