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0日深夜，廣州的企業家何錦榮正坐在家中悠閑地看報紙，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起，他打開門一看是妻子，接著，兩個陌生人沖進來對著何錦榮迎面就是一拳，然后他就被塞進車里隨即送往廣州市腦科醫院。進了醫院門口，何錦榮才反應過來，原來自己是被妻子送到精神病醫院強行收治。第二天，何錦榮通過電話向哥哥、母親呼救。之后，他家人趕到醫院，并立即報警，強烈要求放人。年過80歲的老母親拿出公安出具的母子鑒定，甚至向醫生下跪請求，但院方以需征得何錦榮的第一監護人（何錦榮妻子）同意為由，拒絕放人。

像何先生這樣的正常人被精神病院強制收治的報道屢現報端，不該住院治療的精神障礙者被迫住院強制接受治療的情況很多。這些精神障礙者或正常人大多是由他們家人送治的，也有一些是由他們的工作單位送治的，其出院也必須由送治的人接出，這是目前精神病強制收治程序的通行做法。而精神病醫生也認為這個程序天經地義，絲毫不會懷疑其合理性，理由就是精神障礙者喪失了“自知力”，不能判斷自己的利益所在，不能享有自主決定的權利，由他們的監護人來決定是正當合理的。在精神病醫生看來，只要是喪失自知力的精神障礙者，他們的家人或者工作單位就自動成為了“監護人”，可以代理他們的民事行為，無論是收治還是出院都得通過“監護人”的同意。

這種做法不但是精神病醫院收治的現狀，也被地方的精神衛生條例所承認。精神病治療過程中，精神障礙者送治、出院都依賴于精神障礙者的“監護人”。如果精神障礙者或者正常人被“監護人”送進精神病院強制，而“監護人”不愿意辦理出院手續，或者被“監護人”拋棄，那精神障礙者可能就會在精神病院住上一輩子。

像前面所述的案例中，何先生的妻子真的是他的監護人嗎？喪失自知力的精神障礙者，他們的家人就自動成為了監護人嗎？絕對不是。

對于未成年人，父母是他們的監護人，但一旦成年，父母作為監護人的資格就自動喪失了。成年公民都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能獨立地決定自己的事務，并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一般的成年公民是不需要監護人的。對于一些喪失自知力的精神障礙者，即使是成年公民，他們也確實不一定能維護自己的權益，也不一定能合理處置自己的財產，為此，《民法通則》中設立的監護人制度規定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以由他們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關系密切的其他親屬或朋友承擔監護責任，對精神病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進行監督和保護。

但對成年公民設立監護人不是隨意的，這有一套完整的宣告程序，只有通過法院才有這個權利。即使是被精神病醫生診斷為完全喪失自知力的人，其親屬也不能自動成為監護人。因為“自知力”只是一個醫學標準，不是法律標準，只有喪失民事行為能力，公民行使民事權利才能被限制，即使是精神病人也是這樣。

要對成年的精神障礙者設立監護人的前提是該公民被法律確定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定民事行為能力人”。根據《民法通則》有關規定，“利害關系人”必須向法院提出針對某精神障礙者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限定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申請，并由法院宣告之后，“利害關系人”（相關親屬）才能向法院申請成為某精神障礙者的監護人，也只有當法院宣告之后，“利害關系人”（相關親屬）才能正式成為某精神障礙者的監護人，才能相應地享有代理精神障礙者處理相關事務的權利。

從目前的普遍現狀來看，精神障礙者的強制收治、出院都依賴于精神障礙者的“監護人”，但這些“監護人”都是未經法院宣告的，是非法的，并沒有法律效力。從正常人被強制收治的各個案例來看，送治者也多自稱是受害的“監護人”，但醫院卻從不對“監護人”的身份進行確認，甚至自己對監護人制度一無所知，誤解重重。在精神病收治過程中，限制行為能力與無行為能力的法律宣告程序被徹底拋棄，指定監護人的法律程序也被完全擱置，正常人一到精神病院就無緣無故多了一個“監護人”，甚至被這種非法的“監護人”剝奪了人身自由。

國務院法制辦新公布的《精神衛生法（草案）》依然沒有強調精神障礙者監護人設定的法律程序，而是承認當前精神病醫院的做法合理，這實際上是變相廢除了成年公民的自決權，這種重大制度漏洞，很可能會導致“被精神病”事件的發生。

（作者系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新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