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度公眾有何表現，再去作出一個判決，無論順之逆之，都非法官之所應為。

云南李昌奎案件，消息頗不明朗。7月13日，《法制日報》表示案件審查仍未結束；同日《新快報》的報道則有云南高院副院長田成有的訪談，表示“不能以公眾狂歡方式判李昌奎死刑”，意似雖經審查而死緩判決仍將堅持。

李昌奎案件引起舉國關注，值得深思。若屬依法判決而不為民眾理解，應對法律適用情況作出解釋，以昭信服；若屬法律本身未合于民意，則法律也可以修正，但既有案件仍需依法而判；若屬法律執行與民意沖突，則應解釋或糾正執法的問題。

“不能以公眾狂歡方式判李昌奎死刑”，這種說法，學者說說可以，而田成有這樣的大法官，這樣說就令人遺憾。我當然不以為法官應該“以公眾狂歡方式判刑”，而是覺得法官的任務在于執行法律，而不是考慮公眾是否狂歡。

公眾是狂歡、狂悲還是若無其事，或者默然接受，這是公眾的事情。對一個判決，公眾怎樣表現是自由的，旁觀者怎樣看待也是自由的，法官需要的是依法作出判決，而不是迎合或者逆反公眾可能的表現。猜度公眾有何表現，再去作出一個判決，無論順之逆之，都非法官之所應為。

田成有又表示“這個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個標桿、一個典型”。這更是一個奇怪的說法。法官辦案，唯求負責于法律，負責于案件涉及的各方，以使法律得到公正的施行。一個案件，10年是不是標桿，是不是典型，一般來說，這是10年后自然顯現的效果，一種“后驗”的證明。一個法官何以能在下判之時，就相信自己辦了一件10年后可成標桿和典型的案件。如果確有這種自信，是不是法官在判案時就追求著一種歷史地位？以追求歷史標桿和典型的心理去判決一宗案件，對法官，未必就好。

近些年，司法與民眾的關系，時見某種緊張。從總體上來說，建設法治國家，既是國家的目標，也是法律人和民眾的理想。然而，法治國家何所指，國家、法律人和民眾的理解未必一致。法律人有堅定的法治理想，無疑屬于法治建設之福。而民眾對法治的理解，可能較多地理解為全社會在法律面前的公正和平等。

現實的情況是，法律人與國家意志之間存在著某種張力，也對民眾深懷戒備，以為他們不理性、膚淺，有著暴民特征。法律人還有可能美化了其所師法的法治摹本，例如很多人對辛普森案件非常贊賞，以作司法保障個人權利的典型，但幾乎沒人說到辛普森的支付能力幾人能有，沒支付能力的人能否像有支付能力的人那樣保障權利。

法律人在獲得從課堂到法院的掌控權后，邁向其法治理想的步驟開始激進；與此同時，民眾對法律公正和平等的主張也正在變得急迫起來。死刑廢除之議，廢死刑主張的不斷嘗試及民眾反彈，典型地表明了法律人與民眾在法治理解上的差異。國家、法律人、民眾，三者間關系復雜。國家意志、精英理想與底層思潮各呈異象，這不只是法治圖景中才得以見之。幾乎任何社會議題上，這種三面糾纏的景象都在表現出來。

劉洪波

資深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