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陪審實踐”的可貴之處

《人民日報》昨日以《東莞陪審不再作陪襯》為題，聚焦陪審制的東莞實踐。據稱，東莞法院獨創“1+2”陪審模式，保障人民陪審員享受與法官平等的閱卷權、參審權、異議權；而面對當前陪審制度的“軟肋”，一些探索也尚待實踐檢驗。

說到陪審，普通民眾多會聯想到西方的“陪審團”。在著名的“世紀審判”辛普森案中，一致裁定辛普森殺人罪名不成立的，就是由12位普通公民所組成的陪審團，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法官。相比之下，中國的陪審員要“低調”得多，中國的陪審制在公共輿論平臺上受到的關注度也少得多。

當然，首先得指出，中國的陪審員制和一些西方國家的陪審團制其實迥然有異。作為公民參與司法的重要載體，“陪審”在經歷千年演進后，衍生出兩支各具特色的種屬，即參審制和陪審團制，前者多被大陸法系國家所采用，后者多為英美法系國家所青睞。這兩種制度雖然在形式上各有側重，但其目的均在于透過普通公民對司法權運作的直接參與，來抵制司法專橫和司法權力的濫用。同時，讓普通公民參與對另一公民的審判，也容易獲得當事人對訴訟的認同感，從而將有利于法治理念在大眾中傳播。

中國的陪審制度更接近于“參審制”，但這僅是從法律文本上考察。“陪而不審”并不是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更多是陪審制在司法實踐中的異化。10年前的8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甚至專門通過了《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以期校正“陪審”變“陪襯”的尷尬現實。舉凡擴大陪審員的選任范圍、賦予陪審員同法官有同等權利等，其實都已在這部名叫“決定”的法律中得到了明確。

再來看東莞的陪審實踐，“保障陪審員享受與法官平等的閱卷權、參審權、異議權”本是“決定”的應有之義。這本應解讀為“落實”而非制度創新，之所以被凸顯出來，背后的原因恐怕還在于，多地法院的陪審制實踐普遍存在不落實現行法律規定的情況。

而東莞“獨創”的“1+2”陪審模式，其實也算不上“創新”。訴訟法對屬于陪審范圍的案件，往往只規定“由審判員、助理審判員、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若組成三人合議庭，無論是兩名法官加一名陪審員，還是一名法官加兩名陪審員，無疑都是符合法律規定的。之所以很多法院選擇將“2+１”視為慣例，這正是因為陪審員在法律上擁有與法官同等的權利，因此，法院若想讓裁判結果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得讓法官在合議庭中保持多數。這種對陪審員的排斥和不信任，正是讓“陪審”淪為“陪襯”的根源。

盡管東莞法院在陪審制的司法實踐上，很難稱得上是“司法改革”或“制度創新”，但對于中國的司法建設而言，落實法律規定，確保法律不異化，同樣具有重要意義。“每個人都應當由同他地位同等的人來裁判，這是最有益的法律。”讓“最有益的法律”從紙面走到地面，就是最有益的司法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