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13日上午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議，動員部署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工作。李克強總理特別強調，要處理好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系，把該放的權力放掉，把該管的事務管好，激發市場主體創造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把政府工作重點轉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

可以說，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已經成為新一屆政府推動改革的“第一件大事”，改革的對象是政府自身。目前來看，改革的突破口是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但又絕對不止于此，改革的目的是厘清和理順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關系，讓三者之間各歸其位，共同合作推動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目前的問題是政府獨大，市場和社會活力受限，改革的方向就不僅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權，更是政府整體向市場和社會放權，讓市場和社會充分發育，承擔起應有的功能。

多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離不開各級政府職能的充分發揮，甚至也有觀點認為，就是政府主導的結果。但在新的時空條件下，這種模式也導致了諸多弊端，政府過多控制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制權和資源配置權，過深涉入微觀經濟領域運行，市場和社會的活力被抑制，經濟社會發展進一步升級受到阻礙，同時也出現權力尋租、腐敗滋生、社會公平受損，公共服務供應不足等問題。一定程度上，政府由發展的推動者變成了發展的阻礙力，不該管的管太多，該管的沒管好，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因此有所折損。

放權并不表示政府沒權了，變弱了。現代國家運行，離不開政府職能的發揮，但又不能僅僅依靠政府的全能指揮，有些事，必須政府來做，有些事，政府做的效果沒有市場和社會來做好，反而產生權力越大能力越弱的悖論。放權，就是認識到政府的有限性，放掉不該有的、做不好的，抓住該有的，管好該管的。轉變政府職能，因此也有加強和重塑政府能力的意含。直接管理經濟社會，甚至介入經營生產的能力要堅決弱化，創造發展環境、提供公共服務、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要強化。也可以說，施政的方向要變了。

李克強說，這場改革需要更大的勇氣和智慧。這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各級政府能否清醒認識到職能轉變的必要性，果斷擺脫政府主導經濟社會的傳統路徑依賴，這是行動層面的勇氣。二是政府是不是相信市場和社會的力量，這是觀念層面的勇氣。

客觀說，在政府官員和社會民間，都存在一個觀念上的誤區，認為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是此消彼長，一方大了，一方就小，一方強了，一方就弱，一方進，一方就要退。在官員方面，產生的后果是把市場要抓在手里，將社會能動性視為穩定的威脅而排斥。社會層面，既有對政府權力的依賴，凡事找市長，也有對政府的疏遠，官方說什么都不肯信。理清三者關系，首先要拋棄這種謬見。要看到，政府、市場與社會，是分工合作的關系，存在著共同強大的巨大前景，而且若要國家穩定健康發展，也必須如此。

市場與社會有了活力，政府可以騰出手來，把該政府管的事管好。市場與社會強了，政府專心致志于分內事的管理，能力也會變強，這也是民眾喜聞樂見的。

“行政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斷，道出“頭號改革”的深遠意義

調整機構、轉變職能，可說是本屆政府的“第一件大事”。近日召開的國務院機構職能轉變動員電視電話會議，再次彰顯改革信心與決心：開弓沒有回頭箭，堅決打好攻堅戰。

兩次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取消和下放133項行政審批事項……新一屆政府成立一個多月內，改革的重拳可謂勢大力沉。這場“自我削權”的改革之所以如此堅決，不僅因為中央高度重視、政府莊重承諾、社會廣泛關注，更因為它涉及改革的一個核心問題：政府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行政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斷，道出“頭號改革”的深遠意義。作為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轉變政府職能”承擔著政治與經濟的雙重使命，沿著這個邏輯，放權與限權，必然“不可逆轉”。

實際上，這一過程早已開始。從黨的十四大以來，政府機構前后七次規模較大的改革，無不圍繞放權展開。1982年國務院機構達100個，而現在這一數字是25個，“煤炭工業部”、“外經貿部”等成為歷史名詞，都生動地表明：機構改革、職能轉變的過程，就是政府管得越來越少、權力越來越小的過程。從家庭聯產承包到國有企業改革，從推進分稅制到培育社會組織，正是不斷地向個人放權、向市場放權、向地方放權、向社會放權，激發了市場、地方和社會的創造活力，增強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動力。

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坦率地說，我們對政府職能的認識和定位，是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而發展的。對哪些權力該“放下去”、哪些該“管起來”，有一個逐步探索、不斷校正的過程。我們有過“一放就活”的成功實踐，也有過“一放就亂”的深刻教訓。醫療、教育等領域“過度市場化”的傾向，食品、環境等方面“監管不到位”的缺失，提醒我們，政府轉變職能必須有放有管，有退有進。放下那些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住的事，守住那些應該管、能夠管、必須管的事，處理好“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的關系，才能更好地保持平衡，穩健前行。

“兩只手命題”，是中國30多年改革歷程中的核心命題。協調好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既是改善公共治理、打造現代政府的內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做到取信于民的有效保障。李克強總理在要求“把該放的權力放掉”的同時，也強調“把該管的事務管好”。放，絕不是大撒把，比如食品安全、比如能源發展，都需要政府這只手更多著力。正如十八大報告強調的，政府職能轉變，目標是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回首過去，改革的推進，經濟基礎的發展，一次次對上層建筑提出新的要求，實踐中不斷深化的認識，推動著我們黨轉變政府職能的步伐。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歷程，正是逐步劃定政府與市場邊界、逐步厘定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過程。以經濟改革為核心，調整不適應的上層建筑；以解放生產力為軸心，改造不協調的生產關系，我們才摒棄了“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觀念，推動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歷史性結合，造就了中國道路的不斷完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協同推進”，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重要特征，體現著改革者的敏銳洞察和深刻自覺。

從這個角度看，在發展的關鍵時刻、改革的重要關頭，大刀闊斧推進國務院機構改革，確為充滿“智慧和勇氣”的務實之舉。這不僅是政府職能的再次調整，更是包括政治、經濟等領域改革“頂層設計”的重要棋子。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這一改革“是增強社會發展活力的必然要求”。以改革促進轉變、以轉變推動改革，進而找到政府、市場和社會的最佳銜接點，為權力劃出一個明確的邊界，這何嘗不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一招？

放權，是新一屆政府留給公眾的最深印象。盡管政府的職能轉變，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但這兩個字，卻可以看成是對這一轉變的簡要概括。5月13日，國務院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動員部署機構職能轉變工作。李克強總理提出，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把該放的權力放掉，把該管的事務管好；最大限度減少對生產經營活動、一般投資項目和資質資格等的許可、審批。

在過去一個多月里，國務院已經取消和下放了133項行政審批事項，努力兌現著行政體制改革的承諾。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人們已經明確認識到，政府不是越大越好，權力必須限定邊界。無所不能無所不包的政府，也就意味著權力的不受約束，以及由此產生的腐敗和低效。對權力邊界的認知，伴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而日漸明晰，政府管得過多、權力過大的弊端，也在這一過程中凸顯。

審批一個項目，需要蓋200多個公章，顯示著審批程序的繁瑣；“落馬”官員卸任前突擊審批項目，暗示著審批中的權力腐敗。當一個項目，在幾十個政府部門、無數的文件和上百個公章間“流轉”時，當權力尋租總與各類審批相關時，其間的黑洞有多大，可想而知。減少審批項目，簡化審批程序的放權，正是要改變約束市場活力的管理方式，盡可能減少權力腐敗。

轉變政府職能，就是要將權力關進籠子里，呼應民眾對廉潔高效政府的期待。放權的關鍵，是限制權力，管好四處亂伸的有形之手，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激發社會和個人的創造力，“把政府工作重點轉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

對于習慣了政府包攬一切的社會而言，對于習慣于權力無所不能的官員而言，“把該放的權力放掉”，并不容易。也因此，李克強才會在電話會議上說，開弓沒有回頭箭，下一步還要繼續推進，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堅決打好這場攻堅戰。他同時指出，改革不僅要取消和下放權力，還要創新和改善政府管理，管住管好該管的事。放和管兩者齊頭并進。

如果說“放”，體現了政府自身改革的勇氣，那么，“管”則是政府對自身責任的擔當。我們在強調政府放權，充分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性的同時，也要看到，市場并非萬能，缺乏監管的市場，會出現種種“病態”；社會組織也并非力量無限，在社會和個人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需要政府“大包大攬”。有了政府的放手，市場、社會組織、個人才能夠不受束縛，充分發揮主動性；有了政府的有效監管，才能培育好市場經濟，避免“劣幣驅逐良幣”；有了政府的托底，社會和個人才能沒有后顧之憂，輕身前行。

管好的關鍵，是法治。如同李克強所強調的，“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法治經濟，行政權力必須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內運行，同時也要依法規范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的行為。”突破法律框架的“管”，有可能變成另一種權力的擴張，導致下放權力的改革無功而返。政府依法管理，才能在有效約束權力的同時，為市場和社會提供良好的行為規范。

有些官員把行政審批等手段當作“管”的手段，以為抓住審批才能管好市場和社會。這種傳統的計劃思維，往往導致該放的不肯放，該管的也管不好。

近日，國務院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議，動員部署機構職能轉變工作。李克強總理在講話時指出，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把該放的權力放掉，把該管的事務管好，激發市場主體創造活力，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把政府工作重點轉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

“把該放的權力放掉，把該管的事務管好”，這一通俗表達，再次印證新一屆政府力推職能轉變的決心。而能否正確理解政府職能轉變、確保落實到位，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理解“放”和“管”的關系，要舍得放權，管該管的事。

有些部門和官員舍不得放權，一方面是出于利益算計，緊抓著行政審批等權力不放，想從中尋得中飽私囊的機會；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個認識誤區，有些官員把行政審批等手段當作“管”的手段，以為抓住審批才能管好市場和社會。這種傳統的計劃思維，往往導致該放的不肯放，該管的也管不好。

改變這種現狀，先要從“放權”開始。最近一個多月內，兩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已經取消和下放了133項行政審批事項。在中央層面，“放”已經成為共識，但是到了具體的部門和地方政府，會不會出于利益等各種考量，而在執行上打折扣，是公眾比較擔心的地方。

所以，要讓“放”真正落到實處，除了要確保把權力真正放給市場和社會，而不是“下放”給下一級政府之外，還需要同步調整相關部門的重心，讓其把“該放的權力”放掉后，就要監督他們“把該管的事務管好”。

政府放權不是為放而放，而是為了實現行政職能的科學、合理、規范運行。比如，政府不再參與具體的經濟決策，但能否負責好信息提供、維護秩序乃至監管環境？這樣的“放”，一點也不比以往的“管”輕松。

再如，在食品安全監管的問題上，如何進一步強化政府責任。國產奶粉遲遲在信任低谷徘徊，和政府監管上的職能缺位不無關系。當下對食品安全的焦慮背后，很大程度正是出于對安全監管的擔憂。無論是標準的制訂，市場的監管乃至法律的執行，政府往往并不是管得太多了，而是管得太少了。

所以，隨著“放權”和“管事”的逐步推進，在對地方政府和官員的考核上，有必要根據“管事”的不同，進行相應的調整。

政府接受民眾的賦權，料理眾人之事，既不能無限制地擴大權力，固化利益，從而對市場主體和一般民眾形成擠壓，也不能無所作為，放棄公共責任。無論是“放權”還是“管事”，其出發點和歸宿，都應該是民眾的利益。惟其如此，才能適應現代政府治理的內在要求，也才能真正提升公信力和權威性，實現政府角色的回歸。

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七次大的行政體制改革，本輪改革方案給人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淡化機構的合并，突出職能轉變。從形式上看，國務院的組成部門減少了兩個，不像人們原先想象的那樣大撤大并，但如果冷靜觀察，就會發現這個改革方案是有很深刻內涵的，其顯著特征有四：

一是突出了問題導向。針對國務院在行政管理活動中面臨的一些突出問題，作為改革的優先選項和切入點，這也許是本輪行政體制改革留給人們印象最深刻的。如食品藥品安全、自身健康，以及大眾出行等民生問題，就成為本次改革的重點。

二是突出了轉變政府職能這個核心。本次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突破，就是制定了一系列簡政放權和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重大舉措，包括政府向市場放權、政府向社會放權以及政府向企業、公民個人放權等。

三是突出了構建政府管理的基礎性制度。構建政府管理的一系列基礎性制度，建立科學規范的政府職責體系，是政府履行好自身職能的重要前提。以往的行政體制改革，雖然在這方面也作出過一些努力，但由于政府部門設置不合理，機構多，管理分散，因此，有些重要制度一直沒有建立起來。本次行政體制改革方案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在這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四是突出了整合。行政體制改革是一項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如何最大限度地減少改革阻力，達到構建一個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是十分關鍵的問題。很顯然，本次行政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通過政府各個不同部門職能的整合，解決職能交叉、職能重疊、政出多門、多頭管理的政府管理痼疾。

本輪行政體制改革如果從理論上給予概括，就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以大部制為外在形式、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本質內涵的政府公共治理變革”。這中間實際上就提出了兩個關鍵性的理論問題：一是實行大部制治理結構，究竟一個部門大小的邊界在哪里？二是實行大部制組織結構的前提條件是什么？

就大部制的邊界來看，筆者認為我們必須破除兩個認識上的誤區，即大部制決不是部門越大越好，更不是政府機構設置越少越好。一個國家的政府架構及其數量，從根本上說，是由一個國家政府在經濟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所發揮的功能決定的。

一般來說，在政府功能相對比較強大的國家，政府機構數量要多一些，反之則會少一些。世界各國都在追求“小政府，大社會”的治理模式，但絕不是說政府機構設置越少就越好，而是政府規模要與其承擔的管理服務事務相適應。至于一個大部門的邊界，從目前世界一些大國實行的大部門制的情況看，其原則是，將職能相近、業務雷同的事項，盡量歸到一個個部門管理，避免出現職能交叉重疊等弊端，然后通過決策、執行、監督的相對分離，實行對公權力運行的監督。但是即使如此，在大部制的部門設置中，也決不是部門越大越好。對現代政府治理來說，政府部門間有效的協作，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因為科學的分工協作，是科學管理的基礎，也是公共治理必須遵循的準則。難以想象，一個不設具體部門的政府，其管理將是一種什么樣的混亂狀態。

就中國的實際狀況來看，我們是一個后發國家，也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大國，政府部門的設置要避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部門林立、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的現象，但絕不是機構越少越好、部門越大越好。從國際社會的經驗看，一個國家的政府規模與其承擔的公共事務職責相適應，并能夠實現公共治理的高效、民眾滿意，就是一個好政府；一味地追求政府規模小，或者認為政府部門設置越少越好，既不現實，也不科學。

從未來發展的視角看，大部制改革需要確立三個“前提”：

一是頂層權力結構的合理配置。這實際上是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四種權力結構如何科學配置的問題，特別是執政黨、政府、人大之間的權力關系問題。如果這三者之間的權力邊界不合理，導致頂層權力格局有缺陷，光靠政府的大部門制管理模式是解決不了根本性問題的，即使頻繁地進行機構調整、裁減、合并、重組，也很難理順大的權力關系格局。很顯然，在這方面，我們是有很大改革空間的。

二是政府對市場、社會的不必要干預。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起來了，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常常受到過多的行政干預，特別是在國有企業的設置、經營等方面尤為突出；同時，社會組織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過度強化政府權力的結果，就是政府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因此，如果不削減政府的權力，不簡政放權，大部制改革幾乎沒有多少實質性意義。

三是對政府過大權力的實質性削減和下放。大部制改革，必須以轉變職能、大力推進審批制度改革為前提，這與上面所說的政府權力的邊界是息息相關的。只有把轉變政府職能放在突出位置，理順部門內部的權責關系，大刀闊斧地改革、取消不必要的行政許可、行政審批，從根本上約束政府過多、過大對經濟社會事務的管理權限，轉變政府職能才有基礎，實行大部制改革才有意義。

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公布后，連日來，“兩會”內外對合并后的“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機構名稱議論多多。很多人希望可以簡短一點。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秘書處昨日對外宣布，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擬對此作出修改，將“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改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3月13日新華社）

這樣改名，確實改短了、簡化了，讀起來順暢了。

這個新機構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比如每部電影的片頭就會有它的批準放映文號。如果機構名稱過長，人們看得累，念起來也累，所以很多人希望名稱短一些。現在決定簡化，有關部門從善如流，值得肯定。

事實上，國務院新一輪機構改革方案本來就是提交給全國人大審議的，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與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合并后到底叫什么名稱，還處在審議過程中，也就是可以討論修改的。如果大家都覺得可以起個更好的名稱，何樂而不從之？將“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改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實在是全國人大的權力所在。

政府新機構叫什么，帶有一定的“技術”與“審美”色彩，出現多種方案很正常。這就像孩子出生，父母、爺爺奶奶都有腹案，體現了各自的趣味、愿望等。政府新機構擬叫“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好處是“準確完整”地表達新機構的職責，給人一目了然的印象。公眾在網上擬了好多個名字，都各有各的理由，總的一條，是希望名稱簡短一點。此前，人們就常把“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簡稱為“廣電總局”，現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新名稱，顯然是吸收了民意的合理之處。

這次改名體現了當代中國政治的開放性。全國人大是民意代表行使民主權力的場所，人大代表提議案，提意見，反映民意，屬于憲法賦予的權力。聽取民意改訂政府新機構名稱看起來是一樁“小事”，但說它是一種進步，并不為過。

□楊于澤（媒體人）

10日披露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撤消7個正部級單位，新增3個正部級單位，其中就涉及到新聞系統的合并。方案中明確提出，將新聞出版總署、廣電總局的職責整合，組建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同時，不再保留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新華網 3月12日）

稍顯過長的稱謂，卻清晰無誤的展示了新組建的這個正部級單位的職能職責，即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而國務院這次事關新聞方面的機構合并，更是在釋放至為明顯的信號，即：文化體制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統一的文化市場監管體制正在逐漸形成。

長期以來，構建統一的文化市場監管體制都是群眾關注的改革熱點。從2004年文化市場綜合執法改革工作在北京、上海、浙江等9個文化體制改革綜合性試點地區開始試點到現在，時間的年輪已經跨越了九個年景。特別是當很多省市區實行機構整合，對文化執法領域的綜合執法機制也進行了合并，對2個正部級單位的合并無疑是水到渠成。

的確，在兩個正部級單位未合并前，無論是職能分工還是職責監管上都存在交叉的情況。而這種交叉至少在兩個方面有一定的影響，譬如針對某一項具體的管理事務，誰都有權利過問和處理，于是就有了拋繡球的誘因。再者，針對需要完成的某一項具體的工作，在配合和協調上往往也會因單位與單位的銜接而產生隔閡或延誤。通過合并，兩股繩擰成一股繩，更能理清“雜音”，統一思想，做到“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文化改革的需要呼喚整合，而整合后的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也更能推動文化改革的進程。毫無疑問，通過合并，更能形成統一的思想，形成合力，發揮“1+1＞2”的作用。通過合并，當能加快構建現代傳播體系，提高文化傳播能力。從而使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做大做強，進而提高我國文化的整體實力和競爭力。

加強市場監管，促進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繁榮發展是2個正部級單位撤消重組的根本目的。要實現和達成卻需要一步步腳踏實地。當前最重要的是理清職能分工，更好的統籌和利用新聞出版廣播影視資源。同時切合實際出臺新的文化市場體制改革方案，使改革能穩步深入推進，見到實效。如此才能把新官上任的這把火燒旺燒好。

本網評論熱詞：政府機構改革

根據10日披露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國務院將組建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促進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繁榮發展。

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組建受到各方格外關注。從社會各方的反饋信息來看，大家感興趣的已然不只是機構大小、職能撤并，而更期待著這次機構改革，催生新傳媒時代的來臨。

新聞、出版、廣播、影視等行業，既有個性特色，又具有緊密的關聯性，隨著經濟社會日新月異的發展，雖然分工越來越細，越來越專業，但業務重疊、監管交叉、相互制約等矛盾也越來越突出，版署、廣電的合并，無疑有利于打破條塊分割、多頭管理、職責不清的局面，進一步提升行政效能，顯然契合了機構改革的宗旨。

互聯網越來越發達，各種傳媒形式推陳出新，多種傳媒優勢各有千秋，讓公眾對全媒體消費寄予了更多期待。合并新聞出版總署和廣播電視總局，無疑有利于統籌安排、協調發展，順應公眾欣賞品位、消費習慣、傳播規律的形勢要求，與時俱進，揚長避短，創新實踐，最大限度地優化傳媒資源配置，滿足國民全方位、多樣化的需求，構建有中國特色的全媒體文化模式。

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顯然不僅表現為經濟領域的全球化，同時也表現為文化繁榮、新聞傳播的世界性，如何增強傳媒競爭力，提升文化影響力，是新時期擺在我們面前的新課題。新的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組建，無疑有利于整合國內的傳媒資源，實現優勢互補、強強聯合，做大傳媒產業，做強文化品牌，在國際競爭中奠定優勢地位，進而彰顯國家文化實力。

?近日，國務院擬新組建的“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成為此輪大部制改革中廣受關注和熱議的一個話題。這一改革，將推動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縱深推進，驅動國有文化資產與產業化力量的全面接軌，加速文化傳媒產業的有機整合，從而帶動整個中國文化和傳媒事業邁向一個新的春天。

大部制改革是大勢所趨，文化傳媒當有大作為。推進機構改革，建設新型服務型政府，是新的歷史時期經濟文化發展的必需，更是十八大后在黨中央領導下的重大戰略舉措。隨著以數字技術、網絡信息技術為核心的現代信息傳播技術的不斷創新和廣泛應用，各種傳播媒介自身已經不是單一的個體，而是一個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綜合體，這就需要一種力量或一個機構來統籌整合；各種傳播媒介的自我發展與壯大，較好較快地適應、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綜合協調、齊頭并進，而不是各自為政、相互阻隔；進一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統籌傳播媒介的各類資源，促進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繁榮發展，也需要大的動作。因此，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組建，是歷史發展階段的必然和經濟社會形勢的需要。

簡政放權與“松綁”，將極大地促進傳播媒介的迅速發展。這次改革的深層次價值在于政府職能的根本性變革，徹底地從管制型向服務型轉變，這條改革路徑已經越發清晰。新組建主管傳媒的部門，將進一步推進新聞傳播政企、政事、政社的分開，在體制機制上著重從行政審批、行政許可、資質認定以及社會組織管理等入手，最大限度的給各類新聞傳播媒介“松綁”、發揮市場經濟規律對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通過對出版、廣播、影視等媒體行業市場準入的調整，變事前審批為事后監管，在活力與秩序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逐步形成合理的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互動良性關系。這將促成傳播媒介市場更活躍，政府監管更有力。

“國民之魂，文以化之；國家之神，文以鑄之。”一個民族，只有文化體現出比物質和資本更強大的力量，才能造就更大的文明進步；一個國家，只有經濟發展體現出文化的品格，才能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毫無疑問，對于當前的改革而言，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組建既是文化體制改革的前哨，更將對新聞傳播市場本身和人們傳統思想觀念產生深刻的影響。

3月10日披露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表明，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即將啟動，國務院組成部門將減少至25個。但社會上也有一些聲音認為，本輪機構改革力度較小，似乎“不太過癮”。

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一方面對事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社會體制機制建設，而且有廣泛共識、條件比較成熟的，堅定推進改革。另一方面，充分考慮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復雜形勢和各種風險挑戰，保持國務院機構的總體相對穩定。改革的重點放在那些嚴重制約發展、產生較多問題的領域上，才能集中力量攻堅克難，避免陷入“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境地。

其實，改革力度大不大，不能光看機構數目的變化。細看相關方案，本輪機構改革在民眾呼聲最強烈的領域均有重大突破：無論是鐵路政企分開、加強醫療衛生和計生服務，還是統一食品藥品監管，改革的方案和民眾期盼基本保持一致。可以說，方案既回應了民意關切，又順應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通過整合這些部門，也釋放出將在這些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信號。

相對于更“吸引眼球”的部委機構增減，本輪改革中政府職能轉變擲地有聲，落到了實處。比如，減少和下放投資、生產經營活動審批事項，改革先主管部門審批、再工商登記的制度，探索行業協會一業多會、引入競爭機制，建立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等，直指過去政府“管得太死”的癥結，鼓勵公開透明競爭。轉變政府職能十個大項的改革措施，充分體現了對市場和社會“放開搞活”，對政府自身“規范收緊”。

改革的效力不僅要注目宏觀設計，更應體現在每一個具體而微的環節。對社會民眾而言，本輪改革方案落實后，辦企業、開商店再不用跑斷腿蓋公章，辦協會組織再不用擠破頭找掛靠單位，到政府部門辦事再不用四處托關系、找門子，改革就有了實在的效果。這些制約發展的“門檻”卸掉了，社會的活力就能進一步激發出來。

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是一個持續動態的過程，關鍵在于適應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機構改革既不能“溫吞水”，也不能患上“急躁病”。那種寄望一步到位、狂飆突進式改革的想法，不僅不符合現實，更是有害的。中國改革就像行駛在高速路上的汽車，動力十足，但需要把握好方向、控制好速度。單就機構改革而言，“小步快跑”更能推動改革走向深入。“小步”意味著不脫離實際、不止于畢其功于一役；“快跑”則意味著改革不停步、抓改一項就落實一項。改革是一場“接力賽”，認真跑好“手中的這一棒”，就是最務實理性的態度。

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10日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國務院組成部門將減少至25個。此次改革的重點是，緊緊圍繞轉變職能和理順職責關系，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實行鐵路政企分開，組建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總局，重新組建國家海洋局、國家能源局。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第七次政府機構改革，正如公眾所期待的那樣，這是一次“做減法”的改革。鐵道部、衛生部等部門進行了分拆和重組，一些職能交叉的部門也進行了整合。改革有助于簡化流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但必須強調的是，精簡機構只是機構改革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改革舉措在于轉變政府職能。

談及行政體制改革，很多人最容易想到的是機構撤并。在現行體制下，確實有一些政府部門存在職能交叉、權責不清、效率不高的問題，這些弊端需要通過“做減法”和“合并同類項”來解決。將鐵道部分拆為三部分并把部分職能劃歸交通部管理，將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廣播電視電影總局合并，就是典型的例子。

不過，機構撤并只是行政機構改革的“物理反應”，轉變政府職能才是“化學反應”。改革不能止于“物理反應”。如果政府職能不轉變，只有機構內部整合，機構改革注定會重蹈以往的覆轍，陷入循環往復的怪圈。

要想產生改革的“化學反應”，簡政之外更需放權，也就是將“放權”作為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具體來說，要通過減少行政審批事項、減少對微觀事務的干預、減少專項轉移支付和收費、減少部門職能交叉和分散等方式，向社會和市場放權，逐步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轉型，最終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

機構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理順部門之間的關系，明確部門之間的權限，使各部門在實際工作中各行其職，建立起“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因此，檢驗大部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標準，在于是否實現了政府職能的服務性轉型。這樣一個改革的過程，涉及復雜的權責關系調整與利益博弈，注定面臨不小的阻力，但改革的大趨勢不能變。

新一輪機構改革的大幕，將在“做減法”中拉開，我們希望這一輪改革能夠吸取以往改革的經驗和教訓，在轉變政府職能、向社會放權方面有更多的舉措。

既要“瘦身”，更要“健身”

??? ——從國務院機構改革看政府職能轉變之二

每一次改革都應該是下一次改革的鋪路石。上層建筑需要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要求，但這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哪些該做減法，哪些又要做加法？何處該“隱身”，何處又要“現身”？啥時可放手，啥時又要插手？看似對立的選項，卻要有機統一起來，這是機構改革之難，也正說明，科學、合理的方法，對這一改革至關重要。

政府機構改革，我們已經進行了多次、持續了多年。為什么？一個重要原因是，情況在變化，認識在深化。看看過去的改革，每次都是針對當時行政管理體制的主要矛盾。比如，1982年國務院機構達到100個，改臃腫機構是重點；1998年，政企不分阻礙市場經濟腳步，電力工業部等專業經濟部門成為歷史。可見，情況在變，問題也跟著變，改革的節奏也必然要適當調整，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這是基本的方法論。從根本上說，機構改革是為了越來越好，而不是越來越大或者越來越少。

從改變食品安全的分段監管，到減少各種審批、許可、收費，此次改革，職能怎么轉，決定了機構怎么調。許多問題通過職能轉變來解決，比單純的機構調整更有意義。但要看到，職能轉變不是按個鈕就能換頻道，而是涉及職能轉移、下放、整合和加強的系統工程。這也決定了，機構改革不是畫個圈寫個“拆”字那么簡單，不轉變職能，減下去的機構還會再生。十八大報告要求，政府職能要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政府機構改革也應該以此為目標，既要“瘦身”，更要“健身”。

對于當前行政管理中的種種問題，民間多有揶揄，如“十幾頂大蓋帽管不好一頂破草帽”，如“上面政策是太陽，照到下邊碰到墻”，如“服務就是喝醉，管理就是收費”，等等。雖屬夸張描畫，但所揭示的矛盾也啟示改革者，機構改革同樣是調和鼎鼐的功夫，需要處理好大和小、收和放、政府和社會、管理和服務的關系，要做到政府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該管的要抓到位，該放的要讓到位。

鐵路要經營和監管分開，能源要加強資源整合，處理好大和小的關系，才能明確權責，避免“有事踢皮球”，也防止因權力集中滋生腐敗。從宏觀調控、節能減排曾遇到的阻力到地方抱怨“權力上收、責任下放”，處理好收和放的關系，才能保證中央政令暢通、地方積極主動。北京一個胡同停車自治，原來的83個車位“消化”200多輛車，這說明，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就不會“管不過來”，社會也不會“管不下去”。修路建公園很重要，但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高企房價的抑制等等也是政府職責，處理好管理與服務的關系，才能全面發揮政府職能。

近年來，各地都在探索政府機構改革，形成了順德模式、隨州模式、深圳模式、成都模式等。但無論選擇什么路徑，都是為了凝聚改革發展的合力。正因此，更需要調動各方積極性，簡單的裁撤或重組，反而可能欲速則不達。低垂的果子已經摘完，依靠一個部門、一個機構就能推進改革的時代已經過去。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各個部門都有改革任務。機構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把多數部門當做改革對象，而要激發出各個部門的改革動力。這是判斷改革是否有決心有勇氣、舉措是否有實效有長效的根本依據。

每一次改革都應該是下一次改革的鋪路石。上層建筑需要不斷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要求，但這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言，改革沒有完成時，還需奮力，還需探索，還需時間，還需進一步積累共識和經驗，條件成熟時再作推進。積極穩妥、循序漸進，抓主要矛盾、看主要方面，這不僅適用于政府機構改革，更大范圍內的改革，又何嘗不是如此？

公眾能否真切感受到改革帶來的好處，能否看到一些反響大、久治不愈的弊端走向終結，是檢驗改革成效的標準。

《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公布后，輿論多有好評。許多代表委員不僅對方案充分肯定，同時，也希望改革方案能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實，讓方案盡快變成民眾看得見的實效（據新華社報道）。

事實上，代表委員的觀點和民眾的想法不謀而合。改革的方案再好，只有真正在現實中落地，才能實現方案的初衷，贏得社會認可。公眾能否實實在在地感受到改革帶來的便利和好處，能否看到一些反響大、久治不愈的弊端走向終結，是檢驗改革成效的標準。

衛生部計生委合并后，準生證問題再次引起熱議，有專家表示，今后辦一個準生證蓋40多個章，街道、衛生、計生等多部門來回“踢皮球”的情況將得到改觀。部門合并，準生證辦理難能不能由此終結，計劃生育服務能否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這無疑是公眾最為關注的。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組建后，在一些焦點食品安全問題上能否有所突破？有專家建議，食藥監總局今后應該專設一個辦公室，專管嬰兒奶粉。何止是嬰兒奶粉，地溝油、食品添加劑、農藥殘留、瘦肉精等，無一不是民眾的關注點，這些問題，能不能加以攻破？

減少行政審批，簡化審批程序，企業期盼已久，全國人大代表宗慶后抱怨，“一瓶娃哈哈飲料審批要兩三個月”，從中可看出一些行政審批效率之拖沓。行政審批程序簡化，簡化到什么程度，審批過程中的吃拿卡要，能否杜絕？被削減的審批項目，如何保證不會改個名目卷土重來，或是轉移至下屬行業協會？這些都是需要排除的“地雷”。

放開社會組織登記，是這次改革的又一亮點。不難預見，一場社會組織登記的熱潮將很快由此爆發。對此，民政部門準備好了嗎？對于屬于放開登記領域的社會組織成立申請，各地民政部門如何簡化辦理手續，如何防止為社會組織登記變相設置障礙，這些問題，要未雨綢繆。

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是一場不小的“革命”，“簡政放權”，說起來簡單，但由于牽涉到利益調整，做起來并非易事。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工信廳廳長楊盛道就透露，其所在的工信部門在上次機構改革時，很多涉及的部門只愿交人不愿交權，導致改革方案很長一段時間只停留在紙面上，影響了新部門工作效率的提升。同時，清除一些在行政機關根深蒂固的陋規，改變“重管理、輕服務”的思維習慣，恐怕也會遇到不小阻力。

相關方面已認識到此問題，根據改革方案，“國務院將對改革實施作出部署，建立工作機制，制定配套措施，排出時間表，逐項抓好落實。”要“轉變工作作風，糾正‘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官僚習氣，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這些都讓人看到了中央將改革推進到底的決心。在強化內部落實的同時，相關部門不妨也盯緊民意這一風向標，虛心聽取公眾意見，以民眾需不需要、滿不滿意、受不受益作為改革成功與否的評判標準，從而打破改革的阻力，避免改革的“異化”。

簡政，是解決職能要么越位要么缺位，避免職責交叉、權責脫節、爭權諉責的重要一步。此次部委調整和職能歸并，主動“向自身權力開刀”，體現了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的決心和力度。

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10日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了《關于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的說明》。第七輪政府機構改革，簡政與放權并進的改革思路鮮明凸現。

此前六輪改革，解決了政府組織的模型問題，建立了與經濟和社會發展較為匹配的架構體系。但是，行政效能較低和制約監督體系不到位的問題，依然較為突出。該管的事管不了，想管的事管不好，不作為、亂作為、人浮于事、貪污腐化等現象不同程度存在。這些問題，既對社會和經濟發展形成制約，也損害了政府公信力。

解決這些問題，政府機構改革的步伐不能停止。簡政，是解決職能要么越位要么缺位，避免職責交叉、權責脫節、爭權諉責的重要一步。此次部委調整和職能歸并，主動“向自身權力開刀”，體現了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的決心和力度。

政府機構改革，更復雜、更關鍵的環節是放權。向地方放權，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是本輪改革已經確立的方向，也是攻堅所在。

向地方放權，不僅意味著地方主動權的增強，也意味著地方行政責任主體角色的強化。過去，時常出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情況，在一些領域，地方與中央政策打“擦邊球”的現象時有發生。下放投資審批、生產經營活動審批事項，減少合并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對于地方根據不同情況發揮就近管理優勢、改善財政結構、減少“跑部前進”有積極作用。同時，權限的增大也意味責任的增強。地方能否優化單一發展模式，避免因發展導致債務風險上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監督機制能否建立起來并有效運轉是前提。

向市場放權，需要實現真正的“松綁”。這次改革提出減少投資項目審批，減少生產經營活動審批，減少資質資格許可，改進評定體系，減少行政事業性收費，改革工商登記制度，對激發市場活力意義重大。讓政策達到預期效果，離不開兩個前提：其一，市場是能夠實現充分競爭的市場而不是偽市場；其二，徹底丟棄松綁的“繩子”，而不是以其他名目繼續存在。沒有法治體系的健全、市場支配資源的基礎地位，就仍然可能無法動搖行政支配的慣性，特別是在支柱性領域。

向社會放權，需要解決社會組織既培育發展不足，又規范管理不夠的矛盾。作為這次改革的一個亮點，逐步推進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不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這對社會微觀管理層面實現由政府管理到政府與公民共管，具有歷史性意義。社會組織的發育可以自行完成，而規范管理如何推進？有多大容錯空間？還有待實踐提供答案。

可以說，放權是更深刻的“向自身權力開刀”。沒有對行政權力概念和范圍的重新詮釋，沒有對推進節奏的把握和及時評估，就難有政府、市場、社會之間關系的優化平衡。從這個角度說，政府機構改革只是新起點，政府職能轉變，還未到終點。

3月10日，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國務院組成部門將減少至25個。改革的重點是，緊緊圍繞轉變職能和理順職責關系，穩步推進大部門制改革，實行鐵路政企分開，整合加強衛生和計劃生育、食品藥品、新聞出版和廣播電影電視、海洋、能源管理機構。

從方案看，足以看出中央有決心啃下硬骨頭，改革對象皆是公眾最關心、最焦慮的機構，比如食品安全、醫療衛生、計劃生育以及鐵道部政企分開等等。機構改革被稱為“自我革命”，難點多、阻力大，牽扯到的利益錯綜復雜，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但不能因為有難度有止步不前，更不因為有阻力就望而卻步。

對改革方案，不少網友表達了誠懇而樸實的厚望，“希望春運時能有一張火車票，飯桌上不再有地溝油，孩子能有一罐放心的奶粉……”這種期望并不過分，以食品安全為例，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頻現，與無良企業喪失法律敬畏有關，也與監管不力有關，還與制度缺失有關。著名院士鐘南山說過，“多頭管理、多龍治水”是導致食品安全事故屢屢發生的重要原因，“雖然新修訂實施的食品安全法進一步明確了各部門的職責，但食品安全牽涉到農業、衛生、工商、質檢、交通運輸等十多個部門，只要有一個環節監管不到位，就有可能給消費者造成損害。”而這次機構改革就是將食品安全辦的職責、食品藥品監管局的職責、質檢總局的生產環節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工商總局的流通環節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整合，對生產、流通、消費環節的食品安全和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實施統一監督管理。打破九龍治水的弊端，統一監管，也就更容易監管。

當然，應清醒地意識到，機構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很難一步到位。不能天真地認為機構一整合，所有的問題就蕩然無存，所有的障礙就土崩瓦解，所有的難點就自動消失。為使機構改革發揮最大效應，還應該從兩方面入手。

一是，機構整合后，權責應該更明確。機構整合在一起，部門變得龐大了，人員也多了，有人擔心“星多月不明，官多不太平”，減少這種擔心的關鍵就是確保結構優化、廉潔高效。有多大的權力承擔多大的職責，機構大了、人多了，但每個人都守土有責，管好該管的，做好該做的，不越權，更不失職，也才能更有效率。

二是，既要簡政，也要放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減少對微觀事務的管理，社會力量能做好的就不要再染指，努力向“小政府，大社會”過度；革除備受詬病的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法定化的弊病，把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否則，權力亂伸手，民眾必緊張；權力熱衷于變現，就會滋生腐敗，還會搞亂市場。

何以檢驗機構改革的成效？就看能不能建立服務型政府。有學者稱，公眾關注政府機構的多寡與人員數量，更關心政府所提供公共服務的覆蓋面，以及服務水平的高低。實際上，中央已經明確強調，“行政體制改革要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健全部門職責體系，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經過改革，公共服務更健全、更有質量了，這是公眾最愿意看到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