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沿海還是中西部城市，人們經常被一些衣著襤褸的殘疾人和兒童所打動，不由得心生憐憫，掏出些零錢“行善”。然而這一行善之舉很可能縱容了幕后的非法組織，使其更加放肆地去拐賣和殘害少年兒童。

全面禁止童乞并非易事，必須集政府、社會、民眾之力于一處，啟動全方位的綜合配套改革。有學者認為，乞討兒童的來源主要有三類，一類是被拐賣來的；第二類是操控人員雇傭來的、租來的；第三類是親友帶兒童乞討的。竊以為，對于遏制拐賣兒童第一個源頭，需要從刑事立法和公安執法上加大打拐的力度，徹底根除其背后的利益鏈才能實現。至于應對后兩種來源，則重在從立法上完善。

目前，我國刑法對“強迫乞討罪”的量刑門檻仍是“以暴力、脅迫為手段”，這使得在實際的執法行動中，很難去界定童乞的違法性。因此，應當修改組織、強迫殘疾人、未成年人乞討罪構成條件，以法律手段有效打擊這部分操控人員。再則，對有無能力撫養兒童的童乞家庭在技術手段上進行辨識，以便進一步采取法律手段或政府救助行動。

除了這三類情況，還不能忽視大量流浪兒童的客觀存在。流浪兒童因并非孤兒，不在兒童福利院的收養范圍之內，而救助站等機構只給孩子提供短期臨時性救助，針對這一情況，政府還應當建立兒童長期監護機構，讓流浪兒童吃得飽、穿得暖，維護他們受教育權等合法權益。

從根本上解決兒童行乞，不能僅憑微博上街拍乞童的一腔熱情，各方更要拿出精力去推進制度層面上的全方位綜合配套改革，盡快“給力”法律法規的修改和完善，社會福利和救助制度的形成和落實。這些都需要政府、社會與公眾的共同智慧和協作行動。不得不說的是，推動社會進步不能僅憑廣場效應下的群眾運動，還需要集眾家之理性與智慧，狠抓癥結之所在，用最少的耗力去實現最大的成效。從這一點上看，微博街拍乞童這一時下之風，需要提升價值實踐層次，加速向拔除癥結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