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中盡力給我們創造受教育的機會

1965年我到北京時，本是計劃秋季入學，但是因為我生日晚，北京對入學年齡卡得嚴，沒有上成，只得再等一年。媽媽看我在幼兒園學不到什么知識，就督促姐姐開始在家教我小學課程。

一年后，我本該上學了，不想文革爆發，學校都停課“鬧革命”了。在文革戰火還沒燒到我們家之前，媽媽鼓勵我在家讀書。記得那時，我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是《歐陽海之歌》。

文革兩年后，在“復課鬧革命”的口號中，我終于踏進了小學的大門。剛剛入學，就已算是三年級的學生。

不久，爸爸媽媽去了黑龍江五七干校。當時姐姐管家，定期給他們寫信。一天，我心血來潮，也胡亂劃拉了幾筆，寄去了我寫的第一封信，期盼著媽媽的夸獎。收到回信，我驚呆了。媽媽寄回了我的原信，但是上面已經“面目全非”，娟秀的蠅頭小楷密密麻麻，布滿了信紙，全是批改和點評，從書信結構，到用詞造句，以及標點符號。我當時還不能完全領悟媽媽的用心，只感到無比氣餒。后來我才漸漸體會到，就是在那樣的艱難情形下，媽媽仍然抓住一切機會教我學習。

1970年，我跟著爸爸媽媽去河南干校時，已是四年級的學生。當地小學師資、校舍條件有限，四、五、六三個年級的學生在同一間教室，由一個老師教課。學生們“各取所需”，只要聽好自己年級的課程即可。反正也是坐在那里，我就所有課程都跟著學，一年下來，通過了三個年級的所有考試，等于連跳了兩級，混到了河南沈丘新安集完全小學的一紙畢業證書。

1972年，爸爸接到“暫時借調”回北京工作的通知。為了讓我們盡早接受更好的教育，爸爸媽媽馬上決定，由爸爸先帶二哥和我回京上學。媽媽知道我那張小學畢業證里的水分，讓我回到北京后，降一年，從初一上起。

即使這樣，一開始我仍是跟不上學校的課程。最吃力的是英語，記得第一次英語考試，我連蒙帶猜，只得了37分。所幸媽媽半年后也回到了北京，馬上開始幫我補習功課。

在文革那樣混亂的大環境下，如果沒有媽媽對我們的教育的重視，就不可能有我以后學業上的進步，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學術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