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隊時的家信

1976年，我面臨高中畢業。雖然文革已近尾聲，下鄉插隊仍是當時中學畢業生的主要去向。很多學生的家長都各顯神通，紛紛為子女尋找更好的出路。我在家中排行最小，又是女孩子，從小顛沛流離，營養不良，小病不斷，爸爸媽媽也很為我的前途而擔心。

參軍在當時是上上策。我們那一屆同班同學中，正門加后門，先后一共有十余人參軍入伍。對此，我除了羨慕嫉妒，是想也不敢想的。因為我知道，以媽媽的家庭出身和復雜的社會關系，加上當時爸爸媽媽雙雙受沖擊的身份，我是不可能為當時的革命軍隊所接納的。此前幾年，大哥參軍夢想的徹底破滅，就是證明。

當時有個政策，父母身邊可留一個子女。可是在我們家，姐姐幾年前中學畢業后已經留在北京工作，就不能再享受這個政策了。萬般無奈，爸爸媽媽有了給我辦“病留”的想法。如果我“病留”辦不成，必須下鄉，那就去也在插隊的二哥那里，有個照應。

知道了爸爸媽媽的想法，我馬上就急了，年輕氣盛的我在意的是，作為班委，不能在同學面前臨陣逃脫。因此，我對爸爸媽媽一通慷慨陳詞，最后表態：不管與同學們一起去插隊有多苦、多累、多難，我一定要去。“是火坑我也跳了！”爸爸看我那么堅決，就說：既然你有這樣的決心，那就去吧。

下鄉那天，媽媽陪我一起到學校操場集合。我爬上插隊知青的卡車，準備出發時，再次回頭望向媽媽，竟意外地發現，一向不輕易表露情感的爸爸，不知何時也來了。爸爸媽媽站在人群中，一起默默注視著我，為我送行。

我是在有200多知青的京郊農場插隊的。從一開始我就感覺到，農場領導對我們這些北京城里來的知青有著莫名的仇視，把我們當勞改犯般改造。記得第一天出工就來了個下馬威，每人挖20個一立方米的深坑，挖完合格了，才允許吃飯。冬天沒啥農活兒，那就修理地球，把山丘上的凍土用鎬頭刨出來，裝上獨輪小推車，填到洼地里。

當時我們16個女生住在一間雙排通鋪的宿舍里，每天收工后回到宿舍，就是給家里寫信訴苦，然后等待和拆讀家人的來信。讀信時，往往一人開個頭，宿舍里便稀里嘩啦哭成一片。我平時屬于淚點低的人，但這次來插隊，對我而言完全是自討苦吃，來之前又跟家里立了軍令狀，現在面對這樣的結果，以我倔強好勝的個性，也只有啞巴吃黃連，跟家里報喜不報憂。

有一天，我也收到了媽媽的來信。這是一封與眾不同的家信。信里除了關切、問候，通篇沒有任何悲切的文字，更沒有一字的責難。媽媽說，越是艱苦的條件，越能鍛煉人的意志；越是困難的環境，越是將來值得回味的經歷，這些都是可貴的人生財富。當初我選擇去插隊，說明我有勇氣，她為我感到驕傲，相信我能從這樣的經歷中學到書本中學不到的東西。

媽媽對我的鼓勵和正面的肯定，消除了我心中因為自作自受而產生的消極情緒。同宿舍的姐妹們也都感慨地說：“你媽媽真偉大！”

后來，我回到北京，聽家里人說起，媽媽知道我在那里受苦，夜里默默落淚，但她知道眼淚幫助不了我，唯有正面的激勵，才能堅定我面對困境的勇氣和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