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部分企業加薪引起的反響非常有意思：高層和普通民眾對此大加贊許，但一些權威的專家卻對此憂心忡忡，認為大幅加薪，在牢不可破的工薪界限上打開了缺口，必將逐步影響其他企業，外企加薪潮或將至，這樣將使中國人力成本優勢喪失，導致產業向越南、印度等地轉移，從而最終影響中國制造的國際競爭力。

坦率地說，這些權威專家的話毫無新意，早在數年前，《勞動合同法》尚在起草和審議中的時候，“勞動合同法威脅論”就流行一時，并且預測不出五年，中國制造的競爭力將因為人力成本比較優勢的喪失而蕩然無存，而這種威脅論在企業主和學者那里的確很有市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國勞動政策的走向，延遲了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

不可否認，依靠勞動力低廉的成本優勢的“中國模式”雖然創造了經濟發展的奇跡，但這種“利潤擠壓工資”的畸形分配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人為壓制了居民的消費能力，導致人為的產能過剩。由于收入太低，居民購買力低下，導致消費不振。而要使得這種模式順利運轉下去，則必須有一個每年都保證暴增的出口，而一旦出口消失，低工資模式將殺人于無形，導致“產能過剩”。因為國內居民在勞動報酬沒有正常增長的情況下，不可能產生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的消費能力，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經濟學原理。

對于這種壓低工資獲得競爭優勢，但在全球產業鏈中分享可憐的利潤低端的發展模式，在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初期，無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當經濟發展已經具備一定的規模，并在國際上具有一定議價能力的時候，如果僅僅沉醉于這種偷懶的發展模式，吃老本，則之前累積的優勢也將逐漸喪失。因此，近十年來，關于中國經濟必須提速轉型的呼聲就不絕于耳，要求提高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和改變中國在利潤的最低端的冷酷現實，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階段。

不可否認，中國制造的崛起的確與勞動力的低廉不無關系，但也正是因為這種在勞動力成本上的“絕對優勢”導致企業在技術創新和產品更新換代上的過度遲緩，才導致了今天“中國制造”30年來面臨的最大的轉型危機。如果不是完全依賴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提前進行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進，我們今天就不會面臨如此轉型的困境。因此，勞動力廉價與其說是“中國制造”核心競爭力之所在，毋寧說是中國經濟的最大軟肋。有幾個簡單的數字可以一目了然地說明這個問題：一是改革開放30年，GDP的年均增速遠遠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二是1997年~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降至39.74%；資本收入占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余占GDP的比重從21.23%升至31.29%；三是從小時最低工資看，我國平均是0.2美元，而歐美等國是25—30美元。很顯然，解決的關鍵是提高勞動力的報酬，提升居民的購買力，而不是為了企業的生存而繼續擠壓他們的工資報酬。

中國苦苦尋覓經濟轉型之道若干年，專家們為經濟如何轉型也開出了很多藥方，提出了很多制度設計和路線圖，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卻一再昭示著一個尷尬的真理：真正推動中國改革的不是專家，不是管理層，而是基層自發的難以抑制的力量。是小崗村的農民而不是專家打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堅冰，依靠專家們的思路，要讓停滯不前的收入分配繼續前行，唯一的犧牲者就是廣大的勞工。

“庫茨涅茨曲線”也說了，在經濟發展到某一個點，一定會有一個跳躍，這個跳躍首先就表現在對勞工的保護上，只有完成了這個跳躍，我們的社會才會往前進一大步。低工資的模式已經窮途末路，成為制約中國經濟再次飛躍的最大障礙。訣別低工資模式，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勞工，而是中國經濟，這個重大的意義將在未來若干年中被中國經濟轉型的歷史每每提及，這些加薪企業，將以另一種方式永存中國經濟發展的史冊。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專家們和管理層沒有下的決心，我們的勞工們幫他們下了。管理者要做的，就是順應民意，尊重規律，提高勞動者的報酬，提升居民的消費能力和整體生活水準，并倒逼中國產業升級和轉型，這不僅僅是一份經濟考卷，更是一份政治考卷和試金石，從各個層面考量著經濟發展的民生含量和執政黨對中國未來擔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