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學者陳占彪先生在11月7日的《南方都市報》上發表題為《叫囂“我爸是高干”仍被正法的“官二代”》的文章，文中回顧了上世紀80年代嚴打時，上海高干子弟陳小蒙、胡曉陽利用“官二代”身份強奸、猥褻婦女，最終被槍斃的案件。陳小蒙等人曾對受害者公開叫囂：“你去告好了，我們是高干子弟，不怕的！”

某交通肇事者一句“我爸是李剛”撥動了全社會的敏感神經，回顧二十多年前懲辦不法“官二代”的歷史，的確能“提供鏡鑒”。只是還應該點明：游離于現代法治之外的“嚴打”絕不是遏制“官二代”違法的良藥。

按當年的權威說法，1981年至1984年間，一撥官二代經常糾集在一起，以跳舞(即“黑燈舞”、“貼面舞”)、幫助調動工作等名義，誘騙婦女進行強奸、奸淫、猥褻，共輪奸、強奸婦女9名(其中3名未遂)，奸淫、猥褻婦女42名，陳小蒙等三名主犯被處以極刑（其中“奸淫”一詞是當年“流氓罪”里的特定術語）。以現在法律觀之，當年的判決雖然有偏重之嫌，但還是合乎正義的。

1980年代的嚴打對于整飭當時混亂的社會秩序有積極意義，但也有嚴重弊病，比如嚴打過程中的分派指標抓人、刑訊逼供、權大于法、枉顧當事人起碼的訴訟權利等做法催生出許多冤案、荒唐案件。

陳先生在文中寫道，對于陳小蒙的伏法，一位西方外交官說：“他們是以任何人都無法反對的罪名懲辦的”。

但實際上，西方主流媒體對嚴打中出現的問題，還是頗多微詞。比如，1980年的《刑事訴訟法》就規定：死刑不應示眾。但在嚴打中，這條法律就被踐踏了，1984年一期美國《新聞周刊》刊登了廣西桂林嚴打中處決犯人的照片，引起當時宣傳部門和司法部門的重視，之后兩度聯合下文強調不得游街示眾，“以免對外造成不良影響”。最近，我國多地司法部門和警方搞“嫌疑人示眾”、“小姐游街”，這種有悖于法治精神的做法顯然與1980年代的嚴打有淵源關系。

嚴打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不能從制度上杜絕陳小蒙們的產生，這很難說是正義的勝利、法律的勝利。比如，陳小蒙犯罪集團從1981年就開始作案，直到1984年的嚴打中才覆滅，這本身就很說明問題。

這就好比，明代立國之初，皇帝朱元璋想出了一套千奇百怪的“廉政”辦法，規定貪污八十貫就可判絞刑，在全國各地建了貪官剝皮亭，甚至他還規定，老百姓若覺得官員貪污枉法了，可以把官員直接拿草繩綁了，到南京去告御狀。結果呢？明朝政治還是腐敗黑暗。

防止官二代之類強梁欺霸，和防止官一代腐敗一樣，良方無非是：司法獨立、輿論監督、制衡權力……。運動式的嚴打，絕不是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