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助人行為保護條例》中，，我認為最為核心的問題，到底怎么樣來認定“助人者”還是“撞人者”？如果有很明顯地證據證明攙扶的人是“助人者”，那自然沒有話可說，攙扶他人的助人者很快就能擺脫被誣陷的困擾，就像南通駕駛員殷紅彬、廣州公民阿華一樣，他們依靠攝像頭證明了他們是做好事。問題在于，許多攙扶他人做好事的公民，并不能拿出足夠的證據，或者他們的證據與跌倒的人提供的證據各執一詞，如果按照“彭宇案”、“許云鶴案”的邏輯，他們極可能被判賠償責任。

我認為，《助人行為保護條例》能起到的最有意義的探索，或者能扭轉風氣的作用在于，就是要規定對攙扶者作更有利的認定，在有一定證據的前提下，認定他們是“助人者”，從而對他們提供幫助和獎勵。《助人行為保護條例》作為地方性法規，無法改變現行法律規定和法院相關的舉證規則，但是，可以在其他方面為攙扶者提供有利認定。比如，攙扶者只要有合理的理由，或者有一定證據證明自己是“助人者”或者沒有足夠的證據認定他是撞人者，有關方面就可以免費提供律師幫助其打官司，并幫助其承擔打官司的費用，并法院判其敗訴時，有關方面幫助其承擔賠償款項，甚至還給予他獎勵。如此，才能解除那些做好事的人后顧之憂，你不用擔心你做好事被誣陷、證據不足，你放心做好事，剩下的，則由相關的組織幫助你解決，而且還要獎勵你的行為。相反的是，如果僅僅是規定對助人者獎勵、助人者免責等條款，助人者還是要舉出證據來證明自己是助人，否則什么獎勵與免責對他都是浮云，那人們做好事前，還是必須掂量掂量有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自己是在做好事，否則他寧愿選擇不做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