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全國政協委員、河南大學校長婁源功終于搶到了一個發言機會，他說我國有39所“985高?！?，112所“211高校”，但在民眾心中，“這些學校有的是娘娘級學校，有的是貴妃級學校，還有的只是‘答應’，還有‘常在’”，他們所受的“冷暖”待遇自不相同。（3月11日《北京青年報》）

河南大學校長婁源功反映的問題，具有普遍性。這牽涉的其實就是教育的公平性。同樣是學校，卻要分出三六九等，無形之中，也就給孩子的成才和出彩帶來了不公。起跑線偏移了，在“妃子學?！鄙蠈W的孩子注定要摔倒在起跑線上。

教育的不公平，不僅僅體現在地域上，也不僅僅體現在大學上，更體現在所有的學校上。大城市的學校與小城市的學校，小城市的學校與小縣城的學校，小縣城的學校與農村的學校，之間都是有著很大差別的。這種差別，體現在學校的等級上，體現在政府的投入上，體現在教師資源的分布上。

一個健康的、和諧的教育環境體現在什么地方？那就體現在所有的學校都受到了一樣的待遇，沒有政府投入的厚此薄彼。遺憾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人為地把學校分出了三六九等。省級實驗學校，市級實驗學校，縣級實驗學校，這都是一個個烏紗帽。有了這樣的名頭，也就有了教育事業的偏心眼，在資金投入上，在教師配置上，在資源建設上，讓學校與學校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距離。于是，好學校擠破了頭，一個班都能擠得下100多名學生，而差些的學校甚至是教室里空空蕩蕩。

資金向名校傾斜，教師向名校傾斜，招生向名校傾斜，甚至在就業的時候，學歷證書上的紅蓋章發揮的作用也是不同的。985、211高校學校出來的孩子找工作都方便。在這種情形之下，哪個家長會為了省幾個錢葬送孩子的未來？

我們常常說要實現教育的均衡發展，均衡發展不僅僅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一句話，而是要做到真正的公平。這首先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摘掉人為地給學校戴上的名校帽子和行政帽子。要多些公平，不能想“寵幸”誰，就“寵幸”誰，在“寵幸”娘娘的時候，豈能忘了妃子？當然，這一切都要嚴格執行《教育法》，嚴格按照條文來辦事。少些“娘娘學?！保拍芙o孩子一個公平的成長機會。

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廣受關注。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日表示，存款利率最終要放開，這也是利率市場化中的最后一步。存款利率放開在計劃之中，在最近一兩年就能實現。

一旦相關改革實現質的突破，則意味著商業銀行將擺脫政府部門指令的束縛，更加自由地根據信貸市場供求格局自主定價，進而實現信貸資源與資金需求方的市場化對接。對于老百姓而言，則可以根據自身風險偏好以及資金實力選擇不同存款利率的合作銀行，并隨著利率漲跌調整日常消費與投資的比例。與此同時，利率市場化也會倒逼商業銀行強化競爭意識，不斷提高資產管理能力、業務創新能力和服務水平，這些都會讓廣大客戶受益良多。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以余額寶為代表的互聯網金融創新產品鋒芒畢露，用戶不僅可以通過這些產品投資貨幣基金，還可以隨時贖回用于消費，且投資門檻很低，對社會小額閑散資金極具吸引力。原本剛性的銀行利率體系已因此出現松動，可謂奏響了存款利率市場化的“序曲”。

需要指出的是，第三方支付機構將客戶沉淀資金轉換成貨幣基金等理財產品的運作模式在國外早已有之，美國的Paypal（貝寶）早在1999年就設立了利用賬戶余額的貨幣市場基金，運作模式與余額寶等如出一轍：用戶只需簡單地進行設置，存放在貝寶支付賬戶中原本不計利息的余額就將自動轉入貨幣市場基金，0.01美元起申購。雖然貝寶貨幣基金在2007年曾一度受到熱捧，但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貨幣市場基金收益水平大幅下滑，貝寶貨幣基金的收益優勢逐步喪失，規模不斷縮水，并在2011年7月以清盤收場。

由此及彼，在當前國內利率管制的語境下，商業銀行的存貸差較大，余額寶等所投資的貨幣基金或可憑借規模優勢在銀行間市場獲得較高回報。但美國貝寶的前車之鑒表明，在利率完全市場化時代，貨幣基金長期維護高投資回報的壓力巨大，偏離合理利潤空間的結果很可能就是重蹈貝寶覆轍。就此而言，當前火爆的余額寶等理財產品將會在利率市場化時代面臨新的挑戰，投資者要對此做出合理預判。

利率市場化的腳步漸行漸近，老百姓在資產保值、消費支配等方面將獲得更多自由支配的空間，但也需要對其中潛藏的金融風險謹慎視之。

馬紅漫 （經濟學博士）

如果說利率市場化是銀行的自我革命的話，那么試點民營銀行就是為之進一步施加外部壓力。僅僅依靠利率市場化，對銀行徹底成長為競爭主體的推動仍是有限的。

市場化因子，正在全面滲透到傳統金融領域的肌理中，一個競爭性金融格局的輪廓已然浮現。昨日，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存款利率放開很可能在最近一兩年就能實現。銀監會主席尚福林透露，第一批5家民營銀行的試點工作將會展開。

放開存款利率上限，是利率市場化必須走完的“最后一公里”?；ヂ摼W金融初興以后銀行存款的規模性搬家，已經折射出銀行不能成長為完整的市場主體的被動。這種對于競爭的不適應癥，在近兩年已經多次顯現，比如階段性“錢荒”的意外出現。如果銀行處于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有生有死，那么同業拆借利率就有可能避免忽高忽低，對于貨幣政策的誤導以及對市場的負面影響都可以大為減少。

相較于在“襁褓”中受到保護可能造成的風險，在存款利率上限放開后利率突然上升造成的風險要小得多。在百姓對于存款利率偏低，擔心資金縮水的普遍擔憂的情形下，利率的階段性上升等于給了儲戶補貼。這種補貼基本上是銀行將利潤讓出了一部分，除非出現極惡性競爭且存款保險制度跟不上，否則給儲戶補貼不會造成系統性風險。

如果說利率市場化是銀行的自我革命的話，那么試點民營銀行就是為之進一步施加外部壓力。僅僅依靠利率市場化，對銀行徹底成長為競爭主體的推動仍是有限的。利率市場化更突出的效應，很可能表現為“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簡單市場行為，資金雄厚網點眾多的國有銀行完全有可能吃掉弱小的競爭者，而國有銀行之間的競爭局面則難以形成。如此，則壟斷性的金融格局最多只是被利率市場化敲打出了幾個縫隙，而不能真正破裂。

因此，在銀行通過利率市場化進行自我革命的同時，還必須給其施加強有力的外部壓力。挑選那些主營業務突出、資金實力強的民營企業發起成立民營銀行，就可以起到促使銀行不斷向市場化前進的作用。當然，民營銀行帶來競爭收益的同時，也會有無法進行破產清算的問題，或將民營銀行作為其主業輸送資金的通道。對此，需要設立防火墻，比如共同發起人制、破產清算制度等。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只將民營銀行視為現有金融格局的補充，強令民營銀行只服務小微企業。民營銀行應與國有、股份制銀行站在同一平臺競爭，市場自會主導民營銀行的錢去哪里。平等的制度設計，比放開銀行特種經營資格更重要。有了這一前提，金融格局才能別開生面，百姓、企業才能享受競爭之利。

本報特約評論員 徐立凡

CFP供圖

針對“煙草院士”謝劍平的院士資格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常務副院長潘云鶴3月10日回答：“動員謝建平自己請辭，他還在進行考慮”。猶記去年兩會時，潘云鶴就表示“工程院在做勸退工作”，謝劍平“還在進行考慮”。（3月11日《中國青年報》）

圍繞“煙草院士”謝劍平的爭議，已經持續很久了，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的“煙草大國”而言，控煙形勢本就十分嚴峻，多年來難以取得實質性的突破，而謝劍平的研究，無疑讓控煙工作雪上加霜。

現在的問題是，他現在已經當選工程院院士了，而且按照中國工程院的章程規定，只有在兩種情況下中國工程院才能撤銷某個人的院士稱號：一是當院士的個人行為涉及觸犯國家法律，危害國家利益或涉及喪失科學道德，背離了院士標準時；二是院士本人提出辭去院士稱號的辭呈。謝劍平的研究顯然并沒有觸犯國家法律，至于是否涉及喪失科學道德，背離院士標準，現在也難有定論。這也就意味著，要想讓“煙草院士”從院士名單上消失，唯一的辦法就是謝劍平主動辭職。

可即便在工程院對謝劍平進行勸退之后，謝劍平仍舊以“還在進行考慮”來搪塞，而且這一“考慮”就是一年多，足以說明他并不想主動辭去這個院士稱號。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似乎已經陷入一種無解境地，令人無奈。

兩院院士雖然只是一種榮譽稱號，但是其背后的“含金量”卻著實不低；不管是高校、科研機構還是地方政府，都早已把“兩院院士”當成是一種金字招牌，當成是自己申請項目和資金，引進人才，甚至是招商引資的“活廣告”。

在筆者看來，除了要進一步嚴格院士評選制度，在評選過程中充分考慮公眾意見，避免類似“煙草院士”這種爭議性人物入選之外，更要完善當前的院士退出機制，不能再像現在這樣，想退出的退不出，應該退出但不想退出，別人也沒辦法讓他退出。

期望透過人大代表的努力，能夠推動這一建言正式進入修法程序。當法律規定不含糊，警察在開槍還是不開槍的選擇上，才更有信心不含糊。

全國人大代表馬振川日前建言修改《警察法》。他認為，警察法授予警察使用武器的權利要明確具體，不能在法里面提出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因為法要大過規定。

開槍還是不開槍，對一線警員來說，一旦遇上特定情境就必須及時作出選擇。開槍得當，將有效保護公民人身財產安全；開槍不當，也可能對無辜民眾造成傷害。近年來，媒體對警察應開槍而未開槍的指責有之，對警察不應開槍而開槍的質疑也有之。究竟哪些情形下可使用武器，的確需要一個具體而明晰的標準。

查閱《警察法》，與之相關聯的主要內容在第十條，“在遇有拒捕、暴亂、越獄、搶奪槍支或者其他暴力行為的緊急情況”，這里雖然對可以開槍的“緊急情況”進行了列舉，但仍不夠具體和全面。后面的“依照國家有關規定”，也語焉不詳。從文義上看，此條款確有改進的空間。

法當然大過規定。《警察法》之所以要在警察開槍的依據上，疊加“依照國家有關規定”，顯然不是認為“規定比法大”，這更像是一個立法技術安排。因為警察可以開槍的情形是無法窮盡列舉的，讓“有關規定”在法律的原則性規定之下，進行具體細化，一方面有助于發揮警察部門在行政立法中的主導地位，使規定更合乎警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保留一定的靈活度，克服成文法為照顧普遍適用性而不得不總是表述得過于抽象與原則。

目前對警察可以開槍作出具體規定的行政法規，是《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這份“有關規定”對警察使用武器進行了嚴格的限定，其中第九條對“經警告無效可以使用武器”的十五種情形作了一一列舉。同時第十條對警察“不得使用武器”的情形，第十一條對警察“應當立即停止使用武器”的情形分別作出了規定。上述種種，已超千字還難稱完備或全面。若依馬振川代表的建議，立法機關要面臨的技術問題是：目前全文只有不到五千字的《警察法》，能否以上千字的篇幅來具體規定警察可以以及不可以開槍的標準？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注定會有不同的聲音，這恰恰是這份立法建言的意義所在。沒有清楚的權利/力界定，法治就會失去依據，失去規則，失去效率。尤其是對于動輒帶來傷亡的“開槍權”，更要慎之又慎。將警察開槍的情形具體規定在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規中，不但能凸顯出標準的重要性，更代表著多數民意對警察開槍權的授予和限制。期望透過人大代表的努力，能夠推動這一建言正式進入修法程序。當法律規定不含糊，警察在開槍還是不開槍的選擇上，才更有信心不含糊。

本報特約評論員 王云帆

據媒體報道，有幾十名政協委員聯名上交治理霧霾的提案，民革中央、民進中央、民建中央等民主黨派也齊刷刷地將目光掃向霧霾；在環保部舉行的記者會上，還出現了中外記者“七棒接力”追問霧霾治理對策的場景。

民之所盼，施政所向。要凝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共識與力量，就要從人民利益出發，確定改革的主攻方向，提升決策的全局性、前瞻性和科學性?？諝饬鲃印靶篷R由韁”，當霧霾從地區性煩惱升級為全國性問題，只著眼于局地和一時的頭痛醫頭、盲人摸象式治理，已無法啃動這塊硬骨頭。必須“全國一盤棋”，在更高層面進行全局統籌。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十面霾伏也非一時一地惹的禍。媒體和公眾近年來對霧霾的討論很多，但視角多將霧霾定性為環境問題和民生問題。因為，霧霾是大自然向粗放發展方式亮起的紅燈，關涉能源生產和消費方式變革、產業結構調整、經濟轉型升級的重大命題。解決問題，最終也有賴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治理霧霾，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突破口之一。

以霧霾為代表的生態環境問題，如何面對，怎樣破題，也是檢驗執行力的試金石。如果地方政府在制定決策時只看重“金山銀山”，綠水青山、藍天白云必然會成為犧牲品。這就需要我們的制度，能夠有效約束各級政府不能為求得一時的GDP數字而“竭澤而漁”，有效約束“飲鴆止渴”式作為。

因而，治理霧霾，首先要通過改革和完善考核制度，重塑官員的政績觀。追根究底，霾害呈現出“量變到質變”之勢，治本之策還在于打造指起來對路、揮起來有力的“指揮棒”，同樣是有關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命題。

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霧霾治理工作也應凸顯法律的分量。從倫敦、洛杉磯等西方國家城市治理霧霾的經驗來看，加強和完善環保立法，是有效治理環境問題的關鍵。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治理霧霾，包括兩方面的內涵：其一，為節能減排劃定法律紅線，增加亂排亂放的法律成本；其二，斬斷地方環保部門與污染企業的利益鏈，依法追查環保領域的“蒼蠅”和“老虎”。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治理霧霾，關乎經濟發展與生態平衡的關系，需要在公共利益和局部利益之間找到最大公約數，歸根結底是由價值觀決定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努力建設美麗中國”的目標，踐行這一理念需要政府層面的頂層設計，也需要企業、社會組織、普通民眾將其內化為價值共識。

同呼吸，共命運。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涉及復雜利益博弈的“硬骨頭”不少，但相對而言，生態環境的治理，不僅在全社會最有共識，也最能凝聚力量攻堅。政府工作報告中，已經明確表示了“要像對貧困宣戰一樣，堅決對污染宣戰”的決心，人們期待各級政府盡快拿出有效、可持續的治霾行動，以此檢驗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態度。

新華社記者 易艷剛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大外科主任劉忠軍在全國人大北京代表團分組審議會上表示，嚴重傷醫害醫行為就是犯罪行為，醫療糾紛不能成為傷醫害醫的借口。他建議改變將醫院作為“內保單位”的思路，將醫院納入公共場所治安管理范圍。

從去年10月浙江溫嶺殺醫案，到前不久黑龍江齊齊哈爾殺醫案，再到前些天廣東潮州發生的幾十人架著醫生游街事件，近年來各地發生的多起傷醫害醫事件，給原本欠佳的醫患關系雪上加霜。劉忠軍代表建議將醫院納入公共場所治理管理范圍，希望公安機關投入一定力量，像維護火車站、機場等公共場所治安那樣，維護醫院的治安秩序和醫療秩序，全力防范、遏制傷醫害醫行為，這個建議切合實際、合情合理，應當引起衛生行政部門、公安機關等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

每一起傷醫事件發生后，輿論都同聲強烈譴責傷醫暴行，呼吁對涉案人員依法予以嚴懲。同時，人們很快從傷醫事件的具體情形，“跳”到從體制層面探討傷醫事件成因、從根本上尋求預防、遏制傷醫行為的宏觀思路上，并大致形成了如下共識：醫患關系惡化，傷醫事件頻發，一方面是由于沒有形成完備的醫療糾紛調處機制，導致醫患矛盾發生后，患者反映訴求、獲得救濟的渠道嚴重不暢，由此激化矛盾，釀成事端；另一方面是由于醫療資源配置不均衡，個人承擔醫療費用比重過大，“看病難”、“看病貴”放大了患者的焦慮感、無助感，惡化了醫務人員的執業環境，加深了醫患雙方的對立情緒。因此，預防、遏制傷醫行為，關鍵要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加大公共財政對醫療服務供需雙方的投入，推動醫療資源的公益性配置和均衡分布，切實解決普通百姓“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這樣才能緩解醫患雙方的負擔和壓力，完善醫療糾紛調處機制，形成互信互諒、重在協商的醫患文化，推動醫患關系根本好轉。

上述宏觀思路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對于眼下預防、遏制傷醫事件，卻不免“遠水不解近渴”。與其他領域存在的問題一樣，預防、遏制“傷醫”行為，“治本”自然十分重要，且需要高瞻遠矚、統籌協調，但“治標”更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否則在“治本”方案全面實行之前，不知又將發生多少傷醫悲劇。當前，亟須按照2012年4月衛生部、公安部下發的《關于維護醫療機構秩序的通告》和2013年12月衛計委、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等11部委下發的《關于維護醫療秩序打擊涉醫違法犯罪專項行動方案》的要求，落實醫療機構內部治安保衛責任，強化醫療機構安全防范系統建設，完善醫院、警方聯動機制（有條件的地方可在醫院設警務室），嚴防各種傷醫害醫行為。

醫院和火車站、機場一樣，都是人員密集的公共場所，將醫院納入公共場所治安管理范圍，并不是多么苛刻的要求。預防、遏制傷醫當務之急要“治標”，要把違法犯罪勢頭狠狠打下去，對涉醫違法犯罪形成巨大威懾，同時積極落實醫改各項措施，努力尋求長遠治本之策，才能從源頭上保障醫務人員和患者的合法權益，推動形成均衡、良性的醫患關系。

慧宜（北京 職員）

在近期由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產品對銀行產生壓力后，各大銀行之間，甚至銀行業協會就都出現了利用市場壟斷優勢來擊退余額寶的想法。如果各大銀行將目前對付互聯網金融的這種做派用到未來利率市場化后的市場經營中，勢必將會使利率市場化應該達到的效果打一個不小的折扣。

央行行長周小川昨天在兩會新聞中心記者會上表示，人民幣利率市場化可能在最近一兩年內實現。人民幣貸款利率去年7月放開管制后，人民幣存款利率的放開已經是大勢所趨，從目前各家商業銀行為吸收存款而普遍利用央行所允許的存款利率有限浮動政策來看，人民幣存款利率放開的條件也已經成熟。因此，人民幣存款利率市場化的到來，完全有可能早于周小川預計的時間。（相關報道見A5版）

人民幣存款利率市場化是我國金融市場改革最重要的一躍，它將對我國居民的儲蓄理財發生重要影響，其中最為明顯的，正如周小川所說，“市場上肯定會出現一些新的過去沒有過的機會，這些機會可能會在短期內帶來稍高一些的回報，因此市場會追求這些機會，所以可能就會有利率在一定期間內有上行的可能性?！?/p>

利率市場化改革所產生的這種市場機會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出現，這就是在市場化環境之下產生的市場競爭。只有當各家銀行紛紛祭出競爭手段的時候，它們的存款利率才會出現比較大的差別，而儲戶也就有了選擇的空間，從而收獲到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好處。但是，由于銀行是以存貸款利率之間的息差為基本的生存手段的，存款利息高，它必然要推高貸款利率以保證自己的利益，但事實上在貸款利率也已實現市場化的條件下，銀行又會面臨與貸款客戶的博弈，在提高貸款利率上存在很大的難度。因此，當儲戶得到了利率市場化的好處的時候，就意味著銀行的息差收益將減少，如果形成趨勢，銀行甚至可能會從“最賺錢行業”這個寶座上跌落下來。雖然這正是利率市場化改革希望達到的目標，但這也決定了銀行必然會利用自己的優勢與市場對抗，一個很可能選擇的路徑便是多家銀行聯合起來確定共同的存款利率，或者采取協同手段對付可能出現的挑戰者。

很顯然，銀行之間可能達成的這種合作是一種市場壟斷。長期以來，我國的銀行得益于政府的特殊照顧，其競爭因子并不是很發達，它們對市場的分工更多是由計劃經濟時期的政府分配來完成，盡管這種分工現在已經打破，但各大銀行之間仍然表現得很默契，缺乏市場經濟之下應該具備的競爭精神。在近期由余額寶等互聯網金融產品對銀行產生壓力后，各大銀行之間，甚至銀行業協會就都出現了利用市場壟斷優勢來擊退余額寶的想法。如果各大銀行將目前對付互聯網金融的這種做派用到未來利率市場化后的市場經營中，勢必將會使利率市場化應該達到的效果打一個不小的折扣。

利率市場化改革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我國金融市場的業態，為了讓改革能夠順利推進，還需要建立一系列配套制度。目前，管理部門正在積極研究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銀行破產制度，民營資本投資建立自負盈虧的民資銀行的工作也在抓緊推進。但除此以外，為了適應利率市場化改革后的新的市場格局，還應建立有效的銀行業反壟斷機制。

在這方面，央行、銀監會作為行業主管機構，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并且針對實際情況盡早在銀行業建立起反壟斷機制，以此來推動市場競爭機制的發育和成熟，而國家反壟斷部門更應該對此高度關注。最近兩年，國家發改委反壟斷局對出現在我國市場上的高檔白酒、日化用品以及黃金飾品的壟斷行為都進行了查處，對于電信行業的壟斷也表示了鮮明的態度，均收到了積極的效果。因此，對于金融市場存在的壟斷現象，反壟斷局也有必要密切關注。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推進社會治理創新。注重運用法治方式，實行多元主體共同治理。健全村務公開、居務公開和民主管理制度，更好發揮社會組織在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中的作用?！秉h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治理格局，有助于社會公共資源均等化、公共服務均衡化。我們非常贊成。但是，政府職能轉變，權力下放，監管不能缺位。

比如，政府購買服務初衷是為了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然而，許多原來由政府做的項目轉由第三方來承接的時候，也會產生一些問題，如行事不規范、服務不到位。目前，我們的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結構不合理，發展不平衡，活動也不規范，缺乏有效競爭，亟須規范和指導。政府購買服務，監管不能缺位，否則，政府將項目包出去了，錢也花出去了，卻沒達到預期效果，百姓仍然不滿意。

除了購買服務，還應當發揮志愿者的作用，讓他們積極參與到社會治理中來，這將有利于基層社區的自治。比如，我們社區垃圾分類管理原來主要靠志愿者，他們不圖報酬，只要一份肯定和尊重。志愿者的行動對社區居民有潛移默化的作用，時間一長，垃圾分類就成了習慣。

老百姓心里有一桿秤，對黨和政府工作滿意不滿意，他們的評判很直接。凡是社會公共事務，不管是由政府直接提供，還是購買第三方服務，效果好不好，都直接影響黨和政府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哪些項目可以購買，向誰購買，購買以后怎么監管，如何提高社會組織的能力和水平，如何確保為民服務的效果，把實事辦成好事，還要好好探索。

（作者為上海市長寧區虹橋社區（街道）虹儲居民區黨總支書記，本報記者曹玲娟、姜泓冰整理）

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標志在于，人們開始關心起政治，重視那些民意代表是否履職、稱職。過去幾年的“兩會”，外界對委員代表的履職表現投入了較多的精力。

不過，從委員代表的履職表現看問題，只呈現出單向的一面。從委員代表自身出發，他們在履職過程中有過什么遭遇，又是如何去應對的，則是構成參政議政圖貌的另一面。這幾天，來自會場的一些聲音，某種程度上道出了這另一面的情況。

前天是政協小組討論時間，委員們結合自己的履職實踐討論政協工作，由于集中了不少的抱怨，被戲稱為“吐槽時刻”。比如，有委員自嘲，說了也白說，白說還要說。而更為具體的例子，是委員許明金講述的一個有關建設保障房的案例，姑且不說前后經歷的這種周折，就是到了最后，保障房建成了，供水供電卻沒有人管，協調會開了163次，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用許明金的話說，作為政協委員，我曾三次寫信反映情況給市長，都沒有得到回復，愧當政協委員。

許明金講的例子可能有點極端，從在場委員們驚訝的反應來看，這樣的情況并不多見。然而，163次協調會和委員的感受卻著實反映了一些問題。

163次協調會，每次都有會議記錄，始終在協調，又始終協調不過來，開會和解決問題徹底地分開了，工作效率的問題不言自明。不過，如果僅從這一角度來談，問題可能還過于個案。我更關心的是委員參與163次協調會本身。

委員親自跟蹤自己所關注的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想盡一切辦法，斡旋、協調、寫信向各方面反映情況，在一般看來都是一種積極的履職表現，也是值得肯定的。事實上，大部分最后付諸執行的提案，都是在這樣的全程參與，以及相關主責部門的配合處理中解決。所以如一些委員所言，問題能不能解決，不僅是提案所指向的問題是不是真的存在，它還要有委員對問題的持續跟進，委員個人打交道能力的運用等一系列其他因素同時成立。即便如此，問題能不能解決，依然不能確定。

拿163次協調會來說，拋開協調無果不論，委員前后參加了163次協調，其間付出了多少精力，光一個數字即說明了一切?；诉@么大的精力卻沒有個結果，委員個人的挫敗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什么樣的議題值得一個委員用去所有的履職時間呢？進一步而言，委員的工作，是不斷地研究問題，發現和提出問題，還是把所有精力放在同一個議題之上，幫助協調解決問題？照我們慣常的想法，委員的履職過程是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的過程，這樣的想法，甚至與委員自嘲的“不決策、不執行”的尷尬定位不符。在我看來，協調這些進入執行層面的問題，并不該由委員負責，委員應該花更多的精力在找出問題，并向相關部門指出問題所在。

在這個層面上來說，委員們之所以會感到履職無力，陷入“無用功”的循環，是由于某種程度的“越界”。本質上，這種“越界”又是由執行層面的低效無為“倒逼”所致。委員的權力并不無限大，他們的精力能力也有局限，要打破這種悖論循環，還得在主責部門這頭找問題。

□ 本報評論員 付小為

近日，在全國“兩會”廣州團小組審議現場，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長陳建華談到地方改革試驗面臨的問題。他說：有些改革，“上面不改，下面改”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公車改革，廣州在天河區搞了試點，但是其他地方都沒搞起來；比如財產公示，南沙新區搞了試點，效果還是明顯的，下一步怎么搞，希望黨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有個說法，“統一來搞”。

廣州曾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貢獻過很多改革經驗，如今依然保持著改革試驗的傳統與活力。作為前沿地，所反映的問題往往有典型意義。理論上，改革前沿往往最先觸摸到瓶頸，最先遭遇核心問題，也最先指明改革需要突破的關口。惟其如此，廣州所反映的改革困境，不僅僅是一個地方性問題。

和早期不一樣，如今改革面對的問題更復雜，愈加強調的是頂層設計，不是一放就活，不是一闖就靈。地方先試先行一步，取得了成績，總結經驗，全國推廣，這固然是改革路徑的一種，但今天有它的現實問題。這個問題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深水區，更多的是啃硬骨頭，問題往往是系統性的，解決手段往往需要是協調性的、關聯性的，好的地方試驗如果不能上升為國家經驗，形成頂層設計，往往在地方也難以繼續推進。

改革自上而下部署與推進，也離不開自下而上的探索、匯總問題與傳遞經驗，兩者互為補充，并不矛盾。一方面，很多改革舉措是國家布局，在地方定試點，不僅僅是地方的“一廂情愿”；另一方面，當地方發展遭遇和累積了一些問題時，往往必須求助于改革手段來破解，也就是說，在某些問題上，地方會呈現更為迫切的改革愿望，愿意先行一步。無論如何，地方改革動力不僅不能否定，而且要加大鼓勵——改革動力本身就是值得鼓勵，需要鼓勵的。

廣州市長所反映的公車改革、財產公示，在很多地方都有過類似的探索手段。僅僅是公車改革，各種地方改革版本就不一而足。然而，這些地方探索很多又都是不了了之，雖各有各的困境，但總體原因其實是一致的：有些體制機制問題，自下而上難以觸動，需要自上而下的支持、協同推進。正如廣州在天河區試點的公車改革，當地其他地方都沒搞起來，“感覺還是要根據省里的部署統一推進”。

改革需要聯動，具體來說，好的地方改革探索，需要及時獲得國家層面的回應。有些改革探索未必找對了路子，但畢竟是提出了問題；有些領域的改革在各地陸續推出，說明相關問題已獲得普遍關注，是需要提升緊迫感了。如果缺乏聯動，回應不夠及時，無異于消弭地方改革動力。甚至，那些主動進行改革探索的地方，或者承擔試點任務的地方，可能付出更多改革成本而毫無收獲，從改革高地淪為改革凹地。

鼓勵地方改革探索，并不等于鼓勵盲動、搶跑。改革動力要鼓勵，先試先行的探索精神要鼓勵，改革的問題意識要鼓勵。這種鼓勵，就體現為國家層面“有個說法”，體現為改革經驗、手段、部署的上下聯動，以及體現為改革探索者最先嘗到改革的甜頭。

□ 本報評論員 肖暢

盤點雷人雷語是每年兩會網絡輿論場的必有節目，這種盤點和品評現在越來越走向邪路，其中夾雜著一種很惡劣的風氣，就是有起哄者故意斷章取義編造和無中生有地捏造代表委員的雷人雷語。知道“雷人雷語”能吸引眼球和引發爭議，然后就帶著放大鏡和有色鏡去代表委員言論中搜尋，搜尋不到，就想當然和以訛傳訛地根據代表委員的只言片語去編造。

這幾天微博傳播著一句讓人大跌眼鏡的雷語，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王君接受采訪時說“有霧霾系因內蒙古樹多擋風” ——這也太雷人了，竟然把霧霾推到了“樹多擋風”上，也太會推卸責任和指鹿為馬了吧。針對這句“挑戰常識”的雷語，網上一片討伐之聲。

可王君真這樣說了嗎？稍微查詢一下新聞源就會發現，完全不是這個意思。當有記者問到霧霾時，王君幽默地說：“有個段子說，因為內蒙古樹種多了、草長多了，擋住了西伯利亞的大風。因此，廢氣刮不走了，才產生霧霾。不知道這個說法有何科學性？不管怎樣說，我們內蒙古一貫高度重視大氣污染防治，嚴格落實這方面的政策措施。我們一定把環保工作做到全國前列，當好環境保護的排頭兵?！?/p>

引用網絡段子、接地氣的“幽默言論”，竟立刻被好事者如獲至寶拿來當輿論群毆的雷語，實在有點兒饑不擇食了。

這幾天媒體還傳播著另一句所謂雷語，稱全國政協委員王平在近日無黨派聯組的分組討論上說：不要鼓勵我們農村的孩子去上大學。這句話立刻刺激了網友的情緒，板磚如雨點般砸向王平。情緒易受操縱的網友又一次被移花接木者騙了。首先，這段話根本不是這次兩會上說的，而是2011年兩會時的言論，將3年前已經炒過的言論翻出來貼上“近日”的標簽再炒一次，不知是何居心？這樣將時間改頭換面，其實已算假新聞。更重要的是，這句話嚴重地斷章取義，一方面，王平委員的這個勸告其實不是只針對農村人，也針對城里人，不一定人人都去讀大學。另一方面，她并非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推崇“出身論”和歧視農村人：農村孩子應繼續留在農村種田，永遠當農村人。而是想降低孩子們對“上大學改變命運”的過高期待，尋找多元的向社會上層流動的途徑。

找不到雷語，就把幾年前的言論翻出來再斷章取義地消費一遍，這不只是病態，已經是變態了。

如此斷章取義的編造和歪曲，首先形成了一種很不健康的參政議政氛圍，惡化了兩會場內場外交流的輿論生態，變成一場無聊透頂的口水戰。本來兩會應該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和共鳴，人民大會堂里的代表委員熱議社會問題，場外圍觀的公眾熱烈參與。可如今變成一種“等著看代表委員說錯話出丑”的集體起哄，帶著放大鏡去找代表委員言論的茬兒，然后充滿亢奮帶著優越感集體批判一番。仿佛批評代表委員就代表著正義，在圍觀雷人雷語的狂歡中達到高潮。本應該是朋友關系的代表委員和公眾，充滿了對抗的敵意。

這種盯住一兩句話排山倒海般的亂罵，也會形成網暴壓力和寒蟬效應，讓代表委員們不敢開口說話了。說了再多正確的話，只要哪句不合網眾的情緒，就立刻會被揪出來狂批一通，根本不管你前后語境和真實意思，罵殘一個算一個。聽一個政協委員說過，他現在倒不怕上面打招呼，不怕同行，不怕利益集團，最怕的是輿論和網眾不分青紅皂白地瞎罵亂噴。而且由不得你解釋，越解釋越被誤解，仿佛解釋就是掩飾，掩飾就事實。

言論無禁區，拍磚須謹慎。呼吁代表委員說真話，輿論也要為他們創造說真話的環境，極盡歪曲之能事上綱上線，只會扼殺真話。

根據決定，3月9日是代表向大會提出議案的截止時間。粗略估算，代表們提出議案的數量大致與去年持平，內容涉及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等各個領域。

通過對這些議案的簡單梳理，可以發現多數議案的內容都是建議制定或修改法律，比例至少超過90%。這些議案涉及的立法項目，絕大多數都有較強的現實性和針對性，比如有關修改刑法、行政訴訟法、環境保護法等的議案，相當數量的議案還附有具體的草案文本?？梢钥闯?，議案領銜人此前是付出了大量的精力進行了前期調研和論證，這對推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工作，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將議案的重點內容指向立法，這與我國法律體系尚待進一步完善有關系。今后，隨著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代表們也應當考慮將提出議案內容的范圍作進一步擴大。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的規定，一個代表團或者30名以上的代表聯名，可以提出屬于全國人大職權范圍內的議案，而全國人大的職權除了立法權外，還包括監督權、重大事項決定權、人事任免權等。

但是，近年來，這些方面的議案比例明顯偏低，有關監督事項的議案每年一般都不超過10件，有關重大事項決定方面的方案則可以說是寥如晨星。而這些方面的工作，也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重要職責。監督、重大事項決定等還是近年來著力加強的工作，尤其需要代表們奉獻自己的勞動和智慧。

根據我的觀察，近幾年代表提出的監督方面的議案，被列入當年或次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監督計劃的比例非常高，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擴大議案內容視野和范圍的意義。因此，期待今后能夠有更多的代表關注監督工作、關注重大事項決定等工作，提出更多的關于監督和重大事項決定等方面的議案。

據報道，在政協10日的小組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許明金在談到保障房建設時說，“保障房建成了，供水供電卻沒有人管，協調會開了163次，每次都有會議記錄”，但問題無人解決，“如今，蓋好的保障房只能給蚊子住”。

保障房建成，結果是“給蚊子住”，原因之一就是尸位素餐的官僚主義，另一個重要原因卻是保障房本身存在地域偏僻，供水供電供氣供暖尚不在統一市政配套管網之內。

“會有人開，飯有人吃”，這當然是相關官員的基本應對套路。馬拉松式開會，還可以美其名曰：領導重視。問題是，它僅是釋放出解決問題的信號，但真正的解決卻仍然在路上。事實上，諸如保障房的無水無電，只是保障房低劣質量的一個側面。保障房建成后，滲、漏、裂等嚴重質量問題相繼暴露，已屢見不鮮。這問題本就值得反思，但163個會解決不了一個保障房供水供電問題，這效率也讓人瞠目。

說到底，要遏制這種民心工程淪為虛設的景象，繞不開的，還是具體的制度設計和依規問責。不然，保障房給“蚊子”住后，只能是滿足一些官員的政績虛榮，而無法激起他們的一絲責任感。

□李振忠（職員）

針對“煙草院士”謝建平的院士資格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常務副院長潘云鶴3月10日稱，這個問題就是“動員謝建平自己請辭，他還在進行考慮”。去年兩會期間，工程院就表示在對謝建平做勸退工作，但對方不接受。時隔一年，謝建平“還在進行考慮”。

“煙草院士”四面楚歌并非肇始于其科研成果涉嫌偽科學，而是國內掀起的公共場所禁煙浪潮。而迫于外界壓力，工程院不得不試圖勸退，但謝建平拒不“下馬”，雙方僵持不下，一拖就是一年多。

連續兩年的兩會，“煙草院士”都被追問，說到底，現在大家不單對謝建平“煙草院士”稱號耿耿于懷，更對院士的遴選與退出機制疑慮。當時中國工程院公布院士預選名單時，公眾就對謝建平的研究領域表達質疑。而今，請神容易送神難，讓其辭職只能靠他“自動請辭”，這暴露的是某些機制層面的紕漏。

在此語境下，比起煙草院士的“退出”，公眾更關心的，其實是院士終身制等的“退出”。這也是個老生常談了，希望有關方面聽懂個中的民意。

□黃齊超（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