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著力健全和完善企業工會制度，使工會作為職工“代言人”的角色真正名副其實。顧名思義，“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協商的內容是工資，而協商的主體——集體，則非工會莫屬。因此，如果作為職工集體代表的工會，無法真正名副其實、行動有力，所謂“工資集體協商”，必然流于形式。

不得不說，長期以來，“工資集體協商”所以說得熱鬧，而落實起來卻實效有限，正與基層企業工會的缺位、失位密切相關。一方面，許多私營外資企業根本沒有建立工會；另一方面，即使建有工會，往往也并非職工自主而來。比如，很多企業工會負責人并非來自職工民主選舉，甚至干脆就是企業管理人員兼任，“端的是老板的飯碗”。如杭州市交通置業有限公司的工會主席，便由公司副總兼任，并坦言：“勞資雙方一旦出現矛盾，會首先考慮公司的利益。”

此外，同樣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是，盡快搭建起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各項配套法律基礎。長期以來，“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雖然一直被稱之為“制度”，但實際上卻沒有什么真正的制度剛性——《勞動法》等法律既沒有明確它的必須性，也沒有相應的處罰措施。于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事實上一直都停留在倡導層面，并無任何制度強制力。

如果能得到法律的明確和支持，再加上工會組織本身的健全完善，“工資集體協商”自然也不難得到一個有利于職工的協商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