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律層面看，網上通緝是網絡普及之后出現的一個新舉措，刑事訴訟法對網上通緝并沒有像對通緝那樣作出明確的程序性規定，這就讓網上通緝的啟動可能表現出某種隨意性。從執法現實來看，網上通緝在成為公安機關打擊犯罪的利器的同時，也暴露出一定的問題，它有時甚至成為執法機關介入民事糾紛、或行政機關打壓相對人的工具。要想改進網上通緝這一執法制度的運用，不僅需要各級公安機關嚴格自律，更需要從立法層面完善其程序性要求，避免公民陷入被網上通緝而得不到救濟的窘境。如果網上通緝的自由裁量空間過大，損害公民合法利益的情形就難免一再出現。這樣的可能性，是應該引起足夠警惕的。

除此之外，仇子明被網上通緝還讓人思考另一個重要問題，即新聞職業的法律風險。眾所周知，記者的采訪報道是一種職務行為，其稿件最終見報也要經過嚴格的新聞出版流程。如果新聞報道涉及誹謗、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等法律糾紛，記者究竟應該承擔何種責任，恐怕是需要法律加以厘清的。從近年來的一些不正常現象看，受到批評報道的機構或企業，往往繞開新聞單位直接對記者“下手”，試圖以敲山震虎的方式起到威懾記者群體的作用。如果這樣的做法得到執法機構或司法機關的支持，則輿論監督的作用就會被削弱，公眾的知情權也難以得到保障，最終損害的是整個社會的利益。不讓記者因正當的采訪報道而陷入法律困境，恐怕是一個健康和正常的社會所必須保證的。

仇子明能否最終從網上脫困，相信很多人都在拭目以待。